后五四时代中国内地的书籍流通与阅读取向——基于四份书单的分析

刘永华

一、问题缘起与史料解读方法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广义的五四运动，不管在个体层面还是就整个社会而言，都常常被视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预示了诸多变革的来临。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一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书写中的地位，其实与启蒙运动在近代早期欧洲史上的地位相仿。不过，正如如何建立启蒙运动与大革命之间的关联，让法国史学者伤透了脑筋，[1]五四运动与后五四时代种种思想、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

抛开后见之明的种种好处不说，从今人的角度回望五四，很容易放大新思潮对后五四时代各种变革的影响，也很容易掉入线性历史观或目的论的陷阱。现实历史当然要复杂得多。思想对社会的影响，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往往呈现出非均质状态，其影响方式也远非研究者有时想象的那般简单、直接。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需要具体考察这一影响的阶段性与空间性，探究新思潮影响社会的渠道与方式，而且有必要对五四发生前后“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状态进行探讨，了解这一时期知识与思想的“基盘”或“底线”。[2]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兼顾运动的全国舞台与在地舞台，[3]也不应忽视那些新思潮影响之外的世界与面向。这样一种讨论，有助于从明清史的延长线上，以及对当代所谓“乡土文化”的回溯性视野中，划清新思潮影响的“边界”，对新思潮影响的限度进行定位。

[1]达尼埃尔·莫尔内（Daniel Mornet）：《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黄艳红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洪庆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郑国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2]有关“一般思想史”的“基盘”与“底线”的重要性，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16页。

[3]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第14卷第4期（2003年12月），第185-186页。最近出版的《五四新文化：现场与诠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一书，收录这一方面的最新成果。

可是，如何了解这一时期的知识与思想实态？对刘大鹏、张㭎一类与新思潮保留距离的中下层士人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一个角度，对他们的研究揭示了晚清以来各种新思潮的在地反应。[1]近年的近现代写本文化研究，提供了观察这一问题的另一个角度。此类研究以晚清民国时期传抄和流传的各种写本为切入点，揭示这些写本所传递的信仰与知识的基本属性及其与普通民众的关系。[2]对晚清民国时期书单、售书账的分析，或可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提供第三个角度。这一角度将新思潮渗透与书籍流通（以及隐在书籍流通背后的阅读取向）结合起来，从特定时空中流通、收藏、阅读的各种书籍的清单中，界定新思潮书籍的位置。这一角度要求研究者的眼光同时兼顾、并在一定超度上超越以下两极：概念与书籍、运动的倡导者与普通的受众及沿海都市与内地乡村等。

三十年以前，要开展这样一种研究恐怕还难以想象。但近二三十年代以来为数可观的民间文献与民国调查的搜集、整理与出版，为开展这种研究提供了可能。尽管在现今整理、出版的民间文献与民国调查中，与书籍流通、阅读相关的史料仅仅是凤毛麟角，但这些史料已足以让研究者对现有看法进行重新审视。本文就是在利用这些民间文献与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通过对这些史料进行解读，笔者试图勾勒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内地书籍流通、阅读的概貌，考察清代文本文化的持续影响，兼及新思潮书籍的流通概况与新思潮辐射的渠道及限度。

[1]有关刘大鹏，参阅罗志田：《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世事变迁》，罗志田、葛小佳：《东风与西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52-267页；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梦醒子：一个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赵妍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有关张㭎，参阅徐佳贵：《乡国之际：晚清温州府士人与地方知识转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特别是第214-228页。此书讨论时段以1911年为下限，没有触及张㭎对新文化运动的回应，有关信息可参阅《张㭎日记》第五册以下各册，温州图书馆编：《张㭎日记》，张钧孙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2] Ronald Suleski,Daily Life for the Common People of China, 1850 to 1950: Understanding Chaoben Culture, Leiden: Brill, 2018.

在开始讨论前，对本文使用的几个表述稍作交代。文章标题中的“后五四时代”并非笔者自拟，而是学界一些学者使用过的一种表述。文中这一概念表述的，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约1915年前后）至抗战全面爆发（1936年）之前的时间。[1]本文使用的“内地”，是指远离大都市或文化中心的地域，在近现代中国，这包含了远离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都市的部分城市、市镇及乡村。“书籍流通”强调的是市场流通书籍的种类，具体体现为售书、购书或藏书的内容；而“阅读取向”是指在书单中曲折显示出来的阅读偏好：选择购买、传抄和收藏某一部书，曲折体现了读者对此书主题的关切。此外，为行文方便，本文将新文化旗手撰译和受其影响的书籍，简称为“新思潮书籍”，以区别于近代重编重印、清代流通的各类文本和晚清撰译、出版的与近代知识、思想与信仰有关的文本。

为避免误解，有必要对本文的史料解读方法稍加说明。本文主要讨论了四份书单，其中三份是售书账（含待售书单），另一份是藏书单。售书账最直接体现的，当然是书籍的流通，它们并未提供读者阅读这些书籍的信息。只需对书籍史稍有了解，就会明白在以书籍为中心形成的“交流圈”的各个环节之间，比如说在书籍的编纂与出版、出版与销售、销售与阅读之间，有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2]就买书与读书而言，买书而不读书，读书但不买书的情况颇为常见。同时，从书名判断书籍的类型，并非没有认知陷阱。至迟从明代开始，在一本书籍中塞入尽可能多的其他文本，成为出版商的重要营销策略。[3]近代石印书籍中，也可以找到不少相关例证。在那些看似“传统”的书籍中，“搭载”了相当数量的近代知识。消费者在购买此书时，这些信息也许产生过影响。

不过，透过读者自身的选择（购买某类而非其他类别的书籍），还是有可能对他们的阅读取向获得大致认识。在不存在其他更为直接、系统的证据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路径。[4]就近代的“文化搭载”问题而言，从逻辑推断，读者购买此类书籍，其主要考量应该并非这些搭载的信息，不然何不直接购入专门介绍这些信息的书籍？因此，笔者认为，通过细致、谨慎地解读这些书单，还是有可能曲折了解读者的阅读取向，从而得出有关后五四时代中国内地书籍阅读状况的一些论断。

[1]山西账簿售书与香港新界翁氏藏书的时代下限，后延至抗战时期。

[2]罗伯特·达恩顿：《书籍史话》，《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5-112页，特别是第90页图7.1。

[3]贾晋珠：《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邱葵、邹秀英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7页；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24-125，134-139页。

[4]参阅罗伯特·达恩顿《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高毅、高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第393页对这一解读路径的讨论。

二、新思潮书籍的流通与阅读

毋庸置疑，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新文化运动旗手撰译的书籍和受其影响下的新思潮书籍在各地得到传播，部分书籍还经历了经典化过程，它们经由报刊的鼓吹、教材的收录、专家和教师的推荐等途径，成为青年学子追捧和研习的经典。在一份开给中学生的国文课外阅读书单中，阮真就列入了不少新思潮书籍。[1]在他推荐的课外读物中，包括现代文艺、近代语体小说，如胡适《尝试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近代俄国小说集》《现代日本小说集》《易卜生集》、易卜生《海上夫人》《泰戈尔戏曲集》、郑振铎编《中国短篇小说集》等。也包括新文学评论著作，如胡适《白话文学史》、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周作人《欧洲文学史》、郭沫若《文艺论集》、郁达夫《文艺论集》、鲁迅《中国小说史纲》《中国小说史略》、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等书。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言论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也列入其中。此外还有瞿秋白《新俄国游记》、蒋方震编《欧洲文艺复兴史》等书。[2]

透过民国时期的学生课外阅读调查也可看到，不少新文艺、新思潮著作成为学生追捧的对象。民国十三年（1924）5月陕西省立第三中学校的一份“读书心理调查表”显示，“最爱读的”书单中，《胡适文存》位居第四，仅次于《学生杂志》《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独秀文存》位居第十六。[3]

[1]阮真（1896-1972），又名阮乐真，浙江省上虞人，现代语文教育家。

[2]阮真：《中学生国文课外阅读书籍选目及研究计划》，《中华教育界》第十八卷第二期（1930年12月），第3-7页。

[3]《省立第三中学校统计图表（续）·陕西省立第三中学校学生读书心理调查表之一（最爱读的）》，《陕西教育月刊》第41期（1924年11月），无页码。

30年代初《教育研究》刊载了一份调查报告，研究者对广州、杭州、绍兴、嘉兴、松江、济南、北平、长沙六个城市7000余中学生的课外读物进行了调查，调查的依据是图书馆借阅记录，所得书名有近2000种。此次调查显示，社会哲理类书籍中，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借阅29次；语文论著类，排在首位的是《胡适文存》（221次），列入此类还有胡适《白话文学史》（49次）、郭沫若《文艺论集》（37次）、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33次）等书；诗词戏曲类，排在首位的是刘半农译《茶花女》（179次），《志摩的诗》名列第三（83次），郭沫若《女神》名列第七（63次），另外尚有冰心《繁星》（51次）、《春水》（42次）、《田汉戏曲集》（45次）、《沫若诗全集》（32次）等；小说小品类，属于新文艺的有郭沫若《橄榄》（171次）、茅盾《蚀》（168次）、《虹》（157次）、冰心《寄小读者》（147次）、周作人《自己的园地》（126次）、《谈龙集》（118次）、《雨天的书》（59次）及鲁迅《呐喊》（112次）、《朝花夕拾》（61次）、《彷徨》（51次）及几本杂文集等。[1]

1934年6月《教育与民众》刊出的一份调查，大体印证了上述调查的结果。此次调查覆盖全国16个省区，调查对象包括两个部分，其一为高年级学生和一般工作人员，其二是各地重要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农民教育馆及民众学校的读者或学生。在成人阅读量较大的书籍中，就有《呐喊》《子夜》《彷徨》《胡适文存》等书。[2]

二三十年代，这些新思潮书籍透过不同渠道进入内地中小城市。1920年5月1日，在温州中学担任教员的张㭎，在温州日新书局首次接触到《新青年》；9月19日，读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1922年2月24日，透过《学衡》杂志接触到胡适《尝试集》，认为该刊发表的文章“评驳新文化及胡适之《尝试集》，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谓一壶千金矣”。[3]在一些城市，出现了主营此类书籍的书店，下文谈到的开封城就是一个例子。开封城内相国寺书店书摊，主营各种大众读物，而主营所谓“新文化书籍”的书局，则主要在书店街营业。[4]还有证据显示，一些新思潮书刊已经“下乡”。美国社会学者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 II）于20年代前期来到粤东韩江江畔的凤凰村，他在村中的一所学校发现了一个阅览室，阅览室内提供的读物，包括了每天由村中航船带来的汕头报纸及《新青年》等广州和上海发行的杂志。[5]

上述对新思潮书籍流通状况的素描，都属学界较为熟悉的图景。不过，这类书籍仅仅是后五四时代书籍世界的一个部分，它们在北京、上海等新文化运动中心拥有数量可观的读者。在广大的中国内地城乡地区，它们有多大程度的流通？哪些书籍销路较好？何以如此？下面侧重透过对四份书单的解读，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1]张文昌：《七千余中学生课外阅读书籍登记的调查》，原刊于《教育研究》第37期，修订版刊于《浙江教育行政周刊》第4卷第52号（1933年8月），第1-15页。

[2]蒋成堃：《成人阅读兴趣与习惯之调查及研究》，原刊于《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10期（1934年6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文教事业类（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51-357页。

[3]《张㭎日记》，第五册，第2299，2349页；第六册，第2533页。

[4]张履谦：《相国寺民众读物调查》，第501页。

[5]Daniel Harrison Kulp II,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Vol. I, Phenix Village, Kwantung, China,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1925, p. 247.

三、晋南某地（1906~1938年）

笔者讨论的第一份材料，是来自山西某地的晚清民国账簿。这本账簿蓝布封面，页面分为上下两栏，红色栏线。书口有朱印“罗记”“兴盛德”，应为账簿印刷商号名。某些页面书“德业永立”，德业永或为记账者商号名。又据账簿中频繁出现的稷山、绛州、河津、里望镇等地名判断，记账人或为晋南运城某县商号派驻太原或运城的商业代理。账簿始记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讫于1940年（第一笔售书账记于1906年，1939年后未见书籍销售记录）。记账人主营各种杂货销售业务，书籍只是顺带销售。其主要经营方式是邮购，即将购买商品透过邮局或熟人寄给预订的商号和客户，因此其主要客户并非所在城市的居民，而应是运城一带的民众。由于记账所涉时间较长，这本账簿所记销售书籍的种类，可为了解晚清至抗战期间山西内地的书籍流通提供一个长达30多年的概貌。

这本账簿记录的历年出售的书籍，大多为石印本，共计书籍122种，207册。为分析这些书籍的内容，笔者对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的清代坊刻本分类法稍作调整。包氏将清代四堡坊刻本分为教育类、实用指南类、小说和纯文学三大类，其中教育类包括蒙学和杂字、幼学辅助教材、文范、诗选及诗赋指南、四书五经、历史类书籍、字典及参考书等小类；实用指南类包括家用类书和日常礼仪指南、医学和药物手册、祈福指南（通书、风水、占卜手册和善书）三个小类；小说与纯文学包括小说、剧本与歌册、诗集和书画集等三小类。[1]本文在这三个类别的基础上，增加近代教材和教辅类，并为了与此类书籍相区别，将教育类改名为传统教育类（为讨论方便，史部书籍归入此类），其余无法归入这四类的书籍，放入其他类。根据这种分类标准，晋南账簿所记各类书籍情况可概述如下：

（一）近代教材与教辅材料（含字典）类：这类书籍不多，计有《新国文》《算书》《修身》《论说文范》《百家姓字帖》《考正字汇》《康熙字典》《元亨利贞字汇》《子丑寅卯字汇》《字学举隅》《小字汇》《分类字课》《真草隶篆》《草字》等，这些书销量不大，《元亨利贞字汇》《考正字汇》各售出3册，[2]《论说文范》2册，其余均仅售出1册。此类书籍共售出14种，19册。这说明记账人所在商号的顾客，对此类书籍需求量不大。

（二）传统教育类：主要包括启蒙识字读物、四书五经及史部书籍等。销量最大的是《三字经》，共售出9册，《小学三字经》售出8册，其他数量较少，《千家诗》售出3册，《千字文》《幼学琼林》《日用杂字》《鉴略妥注》《四书》《孟子》《书经》各售出2册，《百家姓》《三字经注解》《四言杂字》《六言杂字》《幼学杂字》《鉴略》《龙文鞭影》《吕蒙正》《朱子格言》《四书注集》《十三经不二字》《诗经》各售出1册。这部分还有少量制艺类书籍，包括《小题文府四书》《四书引端》《上论引端》，《小题文府四书》售出2册，其余各售出1册。史部书籍共7种，《纲鉴总论》《历史大方纲鉴》《史鉴节要》应是《资治通鉴》的各种改编缩写本，《纲鉴总论》售出2册，其余两书各售出1册。《缙绅官书》或为《缙绅全书》，《中华六法全书》是法律典籍，各售出1册。《白话史》应为通史读物，售出2册，而《中东大战》则是时事类书籍（中日甲午战争），售出1册，史部共售出9册。以上累计售出32种，59册。

（三）实用指南类：这类书籍内容丰富，包括《珍珠囊药性赋》《五绝良方》《验方新编》等医药书，《商业尺牍》《尺牍句解》《尺牍应用》《书信规矩》《应用尺牍》《抄写家信》等尺牍指南，《万宝全书》《万事不求人》等日用类书，《杂锦应酬》等应酬类书籍；《断易大全》《卜筮正宗》《金钱课》《万法归宗》《星命万年》《哈德门宪书》《寿世保元》《推背图》等占卜择吉通书祈禳等类书籍，《楹联类纂》《楹联采新》等楹联书籍，《算书统宗》《算法全书》等算法书籍，《万年书》等历书，《五千字文》（应即《道德经》）《大乘金刚经论》及《玉匣记》《杨大人劝民歌》等善书及宗教书籍，此外《传家宝》《鲁班经》《普通白话》《图书目录》《铁路旅行指南》《邮政局章程》也可归入此类。上述各书中，销量都不大，《玉匣记》售出6册，《图书目录》售出4册，《验方新编》《万事不求人》各售出3册，《万宝全书》《书信规矩》《抄写家信》《寿世保元》《楹联采新》《传家宝》各售出2册，其余仅售出1册，另有所谓“善书、杂书”售出10册。以上共计售出35种，63册。

（四）小说与纯文学类：此类书籍也颇为丰富，其中小说、故事一类数量最多，其中《民国通俗演义》销量最佳，售出12册，《今古奇观》售出3册，《封神演义》《说岳全传》《西汉演义》《东汉演义》《征东》《五美缘》《双凤奇缘》《施公案》《珍珠旗》各售出2册，《韩湘子传》《杨家将演义》《二度梅》《西游记》《征西》《说唐全传》《水浒传》《后水浒》《五代残唐演义》《明清两国志》（《吴三桂演义》）《七侠五义》《大红袍》《粉妆楼》《刘玉郎思家》《两晋演义》《绿牡丹》《杀子报》《二十四孝》等各售出1册。剧本话本仅两种，《五雷阵》《孤山隐迹》各售出1册。《薛文清行实录》《策问年谱序》《薛理学粹言》属于文集类，《两铭斋诗抄》为诗集，《曾文正公家书》属书信集，均各售出1册。以上共计售出36种，58册。

（五）其他：此外有部分书籍内容不详，计有《男女快乐》《皇太后》《大清新语》《新选无情巧》《宣讲大全》《广东杂货店》《选举捷要》《金鉴》8种，各售出1册，另有不具名“杂书”3册。

由于账簿没有交待购书人的信息，我们无从知晓他们的居住地点是城市还是乡村，也不知道他们的职业和社会背景，但是从购买书籍的种类，还是能对其阅读取向稍作推断。购书种类最多的，是传统教育类、实用指南类和小说与纯文学类三个类别，三类包含的书籍分别是32、35和35种，占书籍总数的83%；共售出177册，占售出总册数的86%。

仔细分析这个书单，还可发现在各类书籍中，与近代知识与思潮相关的书籍数量较少。在近代教材、教辅材料类中，《新国文》《算书》《修身》等属教材，应该与近代知识与思潮有关；史部书籍中的《中华六法全书》《白话史》《中东大战》，实用指南类中的《铁路旅行指南》《邮政局章程》等书，应与近代知识有关；文艺类书籍中，多数作品是明清小说、故事，只有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算是近代的作品；其他种类书籍中，启蒙读物中的石印本《幼学故事琼林》、部分尺牍类书籍可能会收录近代知识（如英文、电报等）。在这个清单中，看不到跟新文化运动直接相关的书籍，也看不到近人撰写、译介的文学作品。另外，从本账簿记账的时间跨度看，五四运动接近这条时间线（1906—1938）的中点，但比较这一时间点前后的书籍种类，即使考虑到影响滞后的可能性，也无法观察到较为明显的差别。

[1]参见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刘永华、饶佳荣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7页。

[2]有的书籍1部书不只1册，不过为避免引起歧义，本文行文统一使用“册”。

四、广东河源（20世纪20年代）

笔者讨论的第二份史料，是一本民国售书账。2004年9月，笔者在福建省连城县四堡乡雾阁村邹式涌老人家中发现一本售书账残本。由于保存条件不佳，账簿已没有封皮，部分内容只剩残页，另有一些页面虫蛀严重，所幸账簿文字大部保存完好。这本账簿记录在印有红色格子的毛边纸账簿上。账簿现存78个页面，共记录了100笔账目。若干账页盖有红色“三余图□”印章，或为书铺字号。

据账簿收藏者邹先生相告，账簿是他父辈在广东贩书所记。邹先生所在的四堡，是清代南中国地区的一个重要出版中心，他所属的雾阁邹氏宗族，是四堡两大刻书、售书宗族之一，而他所在的房支，又是雾阁邹氏最为显赫的刻书、售书世家之一。邹先生的18世祖先邹尚忠（1691-1761）是这个世家的创建者，到了邹尚忠的孙辈，这家书坊分为应文堂和文海楼两家，前者主要开拓广西南宁、广东灵山等地市场，而后者主要在广东地区贩书。[1]这本账簿属应文堂所记。邹式涌的祖父邹建贤（1864-1911，23世）据说曾参与应文堂的经营。他的两位兄长邹建才（1856-1893）和邹建刚（1858-？）均曾在外售书。据民国《范阳邹氏族谱》记载，邹建刚“光绪年间经商广东地方，不知所终”。[2]邹建才之长子邹恒裕（1877-？）“民国廿几年在广东经商，往广西永淳县地方失落，卒忌与葬所俱未详”。[3]邹建贤之子邹恒泰（1886-1932），也就是邹式涌先生的父亲，也曾在广东贩书。

[1]有关文海楼和应文堂的历史，参见包筠雅：《文化贸易》，第185-186，422-427页。[2]敦本堂《范阳邹氏族谱》卷十七上，页56b，民国三十六年木活字本。

[1]敦本堂《范阳邹氏族谱》卷十七上，页55a-55b。

这本账簿记录的内容较为丰富，主要包括售书地点、学校名称、客户姓名、书籍或货物名称、数量、金额等。这些内容为判断记账年代、售书区域、客户社会背景等基本信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有关记账年代，可综合书商记载、学校名称、售书清单等几个方面的信息进行推断，其中又以记账者的生卒年和所售书籍最有帮助。记账者邹恒泰卒于1932年，因此，账簿的记账年代当不晚于此年。售书清单本身，为推断账簿的上限提供了重要信息。账簿中的《国音字典》由吴稚晖（1865-1953）编写，初版于1919年9月。综合上述信息可推断，账簿的记账年代应在20世纪20年代，其中又以20年代前期的可能性较大。

透过民国《邹氏族谱》对应文堂书商的记载，可以判断他们售书的地域应该在两广地区，但究竟是在哪个州县呢？根据账簿记录地点可以确定，售书地点是广东省河源县（今河源市源城区和东原县）。这份清单中的不少地名，就是河源县的乡镇名，比如船塘、漳溪、久社、叶潭、上莞等。售书账所记地名较为集中于河源县的东部和北部，这应该就是应文堂贩书的主要地域。河源位于东江上游，距离广州二百多公里，民国时期有水路、陆路与广州、惠州等地相通。[1]

至于购书者的社会背景，可以从账簿中的学校、私塾名称做出推断。细读账簿可知，购书的顾客大都来自某一学校或书斋。其中账中标注为国民学校、中学、小学者，可断定属于公立或民办的中小学；而标注为某书室、某斋、某堂者，应该属于私塾。根据这个标准，来自中小学的购书者，涉及的账目共45单，私塾19单，个人6单，18单不详，另有12单因残页没有信息，第一类和第二类相加总共64单，占了所属账目总数的六成多。

由于账簿提供了部分顾客的身份标识，还可进一步确定他们的在校身份。如第68单是某学校购书单，第一条记录是：“□玉如先生 清代史、9.5毛”，此人被称作“先生”，应为教师。第69单是漳溪蓝道善堂的购书单，第一条记录是：“道善先生 卜筮正宗、3.8毛；楹采新、1.6毛。”此处蓝道善堂应为一所私塾的名称，而道善先生应即私塾的塾师。此条后面的杨信、锦兴、武□等人，姓名之下没有提供身份称谓，应是私塾学生。遗憾的是，这本账簿的顾客身份称谓记录并不完整，因而难以对其身份进行系统的分析。不过大致可以认定的是，账簿记录的顾客，60%以上属于不同类型的学校和私塾的师生，而其中学生应又较教师为多。

[1]罗思温：《河源县调查报告书》，《统计月刊》第2卷第4期（1936年4月），第34-36页。

根据这本账簿的记录，四堡书商共售出书籍134种，共计647册，[1]其主题涉及四个大类：

（一）近代教材与教辅材料：四大类书籍中，销量最大的当属近代教材和教辅材料，内容包括：《初级国文》（14）、《高级国文》（8）、《新国文》（1）、《初级算术》（4）、《高级算术》（2）、《初级修身》（10）、《高级历史》（3）、《高级地理》（1）、《唱歌》（2）、《新体科》（1）、《新唱歌》（1）；《初级文范》（11）、《高级文范》（6）、《国语文范》（4）、《古文释义》（9）、《古文析义》（3）、《古文评注》（16）、《古文笔法》（2）、《论说初步》（8）、《论说精华》（12）、《作文材料》（9）、《作文秘诀》（6）、《柳公权字帖》（2）、《沈氏池学》（1）、《国文授法》（4）、《修身授法》（1）、《中字典》（6）、《康熙字典》（2）、《国音字典》（1）、《正音咀华》（1）。另有《国文》（39）、《算术》（3）、《修身》（52）、《历史》（1）、《文范》（17）、《字帖》（3）、《教授法》（1）、《字典》（7）等书名不全的书籍数种。如书名不全部分不计入书籍种类（但仍计入售出册数），那么此类共计售出30种，274册，占销售总数的42%左右。联系到大多数购书者的身份，这个销售量容易理解。购买这类书籍，可说是出于教学或学习的需要，跟他们自身的阅读取向未必有很大的关系。从购书者的阅读取向看，最值得注意的其实是其他三大类的书籍，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书籍更明显地体现了他们阅读方面的兴趣。

（二）传统教育类：在这三大类书籍中，销售最好的是传统教育类，特别是启蒙读物和四书五经。启蒙读物中，销量最大的是《幼学琼林》，共售出27册。《千家诗》共售出7册。《鉴略》售出4册，《鉴略妥注》2册。《妇孺五种》仅售出1册。[2]在四书五经中，各种版本的四书和五经中的《诗经》《书经》《易经》销量稍大，其中《四书》售出27册，《四子书》10册，《四书补注》7册，《四书备旨》1册，《诗经》25册，《书经》10册，《易经》7册，《左传》1册。以上共售出11种，129册。

[1]为避免重复，此处的书籍种类没有计入书名不全的书籍。另有18种书籍内容不详，也未计入。

[2]此书应为晚晴广东新会举人陈荣衮（1862-1922）专为识字不多的妇孺撰写的系列启蒙读物，这套读物包括《妇孺三字经》《妇孺四字经》《妇孺五字经》《妇孺新读本》《妇孺论说入门》《妇孺学约》《妇孺中国舆地略》《妇孺信札材料》等。

史部书籍种类、销量较小，共计售出《袁王合鉴》《粤东笔记》《国史概论》《清代史》《新史精华》《高史精华》6种，《袁王合鉴》售出4册，《国史概论》《粤东笔记》各售出3册，其余三种各售出1册。《新刑律》《诉讼要览》应是近代编纂和印行的法律类新书，也归入此类。前者售出3册，后者2册。[1]以上8种，共销出18册。传统教育类书籍总共售出19种，148册。

（三）实用指南类：销量第二的是各种指南类、实用性书籍，包括堪舆、医药、占卜、择日、对联、尺牍及日用百科等，这类书籍种类较多，共计39种，共销出119册。在这类书籍中，销量较大的有占卜择日、对联、尺牍、日用类书等类书籍。占卜择日类书籍中，《百年经》是通书，售出12册，《百中经》是卜筮类书籍，9册。各种尺牍类和楹联类书籍，《楹联采新》售出9册，《共和对联》4册，《新楹联》《对联》《楹联》《楹帖对》《楹联集成》《楹联大成》各售出1册，《写信必读》售出8册，《指南尺牍》7册，《分类尺牍》《国语尺牍》各售出5册，《昌言尺牍》3册，《共和尺牍》2册，《尺牍集成》《简易尺牍》《便用尺牍》各售出1册。日用类书、日常应酬类、礼仪类书籍销量一般，销量最好的是《应世便书》，共售出11册。清中叶福建诏安人江浩然、江健资父子所纂《家礼广类》，是清中后期闽粤一带颇为流行的家礼类书籍，共售出4册；清中叶四堡武举邹可庭（1715-1803）及其子邹景扬（1744-1809）等编《酬世锦囊》，售出2册；《万宝全书》售出2册。其他如医药、堪舆等类书籍销售较少：《惊天雷》售出2册；《青囊经》《地理扼要》《地理人子知》各售出1册；《医学一盘珠》售出4册，《雪心赋》3册，《验方新编》2册，《王叔和脉经》《本草合编》《医宗宝镜》《针灸大成》各1册；《河洛义》《卜筮正宗》各售出2册，《象吉通书》1册；《玉尺经》2册，《玉匣记》1册。

[1]《新刑律》可能是1911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国史概论》一书应是上海会文堂书局1914年出版的一部教科书性质的中国历史概论，其作者据考为蔡东藩（1877-1945）。参见范志强：《<国史概论>作者考》，《浙江万里学院学报》第24卷第5期（2011年9月），第55-57页。

（四）小说与纯文学类：销量排名第三的是小说、戏曲、诗集等文学类书籍，共计28种，84册。此类书籍以明清流行的小说、戏曲为主，《征东》售出9册，《三国演义》7册，《东周列国志》《东西汉演义》各5册，《今古奇观》《征西》各4册，《西游记》《水浒传》各3册，《封神传》2册，《玉娇梨》《聊斋志异》《二度梅》《花月痕》《五虎平西》《偏中奇案》《家语小说》《白蛇精》《史通演义》（疑为《历代通俗演义》）《艳情记》《吴三桂》《笔记小说》售出1册。另有书名不完整的《才子书》1册。戏曲仅《西厢记》1种，售出3册。诗集中，《诗韵集》售出6册，《唐诗合选》2册，《唐诗三百首》1册，另有《唐诗》《唐书选》无法确定全名，分别售出7册和1册。近代编纂的小说、歌册等为数很少，仅见《岭南即事》《洪秀全》2种，前者售出5册，后者3册。

综上所述，根据这本售书账，除近代教材和教辅材料外，这些书籍如依销售数量从多到少排列，依次是传统教育类、实用指南类与小说和纯文学类。在各类书籍中，涉及传统知识、思想与信仰者占绝大多数。如传统教育类书籍，除《妇孺五种》可能对近代知识稍有介绍外，其他书籍的主题应该都是旧知识、思想和信仰。除去一些例外，实用指南类书籍也几乎没有涉及近代知识。在小说与纯文学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旧小说、诗歌和戏曲。在这些书籍中，没有出现翻译的欧美或日本作品，也看不到近人所撰白话文学作品，更没有胡适、鲁迅等的小说、新诗。史部书籍包括较多近人所撰书籍，但销量不大，也看不到对国外历史的介绍。另外，账簿中看不到介绍欧美制度、文化和新思想的书籍。

那么，国民学校与私塾师生的阅读取向是否有所不同？笔者选择了近代编纂的五种书籍，调查其顾客的学校归属。调查表明，这些书籍的购买者基本上是国民学校师生：《国史概论》售出3册，2位顾客分别来自X英学校和叶潭X英校，另1位身份不详；《清代史》售出1册，顾客来自X英学校；《新刑律》来自X正学校和官坑造英学校；《诉讼要览》由某学校师生；《岭南即事》售出5册，其中双下育才学校师生购买4册，高坑仰某书室购买1册；《洪秀全》售出3册，顾客分别来自X头康去学校、双下育才学校和鹤镇塘尾美中初等小学校。如果认定某书室为私塾，来自私塾的师生仅购买《岭南即事》1册，其余各书均为国民学校或民办近代学校师生购买。我们对学校的分类可能不甚精确，但还是从侧面说明，私塾师生的阅读取向，与公立和民办学校有一定差别，前者显得似乎更为保守，对近代知识的兴趣更小。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清单较少与近代知识与思想有关的书籍，并非因为记账的书商只经销四堡书坊刊刻的书籍。细读这本账簿可知，应文堂兼营新旧书籍，售出书籍甚少涉及新知识这个问题，不应归因于应文堂经营的范围，[1]而是更多体现了购书者的选择，也就是说，主要源自购书者自身的阅读取向。此外，这本账簿记录的购书者，60%以上是来自近代学校和私塾的师生——特别是学生。从理论上说，跟其他社会群体相比，这是一个求知欲更强，也更愿意去接受外界观念的群体，他们的阅读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所在地域民众阅读取向的一个风向标。虽然要推断这些学生对新思潮书籍的阅读取向，仅凭这本账簿是不够的，还有必须了解这一时期河源当地图书及报刊销售、流通的总体状况，[2]不过从这本账簿中折射出来的这一群体的阅读取向，还是颇值注意；而从这一群学校师生的购书状况，又可推知当时河源地方其他群体阅读取向之一般。

[1]即使主营下文张履谦所谓“民众读物”的书摊，也会兼营部分新文化书籍。包筠雅对四堡书商的研究也表明，进入民国以后，四堡书商同时经营雕版书和上海等大都市出版的洋版书。参见包筠雅：《文化贸易》，第66-67，372-374页。

[2]民国时期，河源有过开文书店、槎江书店等书店，但其创办年份文献语焉不详，难以判断它们与应文堂在河源活动的年代是否有所重叠。同时，还需注意新文化思潮传播的其他渠道，如报刊。据笔者管见所及，已知河源最早的期刊是1926年6月创办的《河源旬刊》，该刊设评论、地方记事、国内要闻、专载（国民政府决议、布告等）、常识、谈屑、县署分庭（法庭）批词等栏目。其余报刊均是30年代以后创办的。从其内容看，这份期刊是有助于传播当时的新闻、政府公告等，但对新文化思潮的传播，应该还是有限度的。另外，当时应该至少有少量大都市发行的报纸在河源境内流通。参见河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源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55页；张欣：《源城报刊简介》，《源城文史资料》第二辑（1991年7月），第75页。

五、河南开封相国寺（1934年）

民国时期的一些社会调查，与民众教育的关系甚为密切，甚至可以说，某些社会调查成为教育民众的出发点之一。正因为如此，民国学者对中小学师生和普通民众的阅读对象甚为关心，他们开展了不少调查，这些调查为了解当时不同社会群体的阅读取向提供了较为系统的信息。1934年张履谦的开封相国寺民众读物调查，就是这些调查中值得注意的一个。

张履谦（1903-1958），四川巴县人，原名嘉谟，笔名谦弟。早年就读于重庆各中学，十五六岁失学，在一家商铺当学徒。20年代曾在广州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担任数年教官。后前往上海、重庆、成都等地参与办报多年。1938年，参与筹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都分会。1940年冬，在成都自办新闻社。1950年后，担任中苏友协秘书，后调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1958年因被错划为右派而屈死。著有《取消人生哲学》《八十四个人》等书。[1]1936年返川之前，张氏曾北上至河南大中学校任教，并兼开封《民国日报》编辑。在此期间，曾在开封开展多次调查，相继完成《相国寺民众读物调查》《相国寺戏剧概况调查》等报告。

据张履谦介绍，他开展这个调查，是有感于政府举办的民众教育成效甚小及民众实际上的教育者之“愚昧”。他指出：“各省市所办的通俗教育馆、通俗图书馆、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民众补习学校，他们虽然是负的民教责任，在教育民众，但真受他们教育者，可说是很少的。”民众的实际教育者，“有时是那些跑江湖的医卜星相的先生，有时是子曰店的腐儒；而民众的最主要的教育家，便是那不说话的民众读物”。[2]为此，他就近在开封相国寺进行民众读物的调查。调查为期二周。调查对象是相国寺的16家书摊、书铺和书局，这些机构共占开封市书业的1/3。他的调查涉及相国寺相关售书、租书机构的字号、类别、开办年月、资本、负责人、房地租、营业概况、兼营业务等内容，而重点则是编制各种读物的情况表，以此呈现相国寺民众读物之大概。他将相国寺读物分为一般读物、连环图和大众读物（包括善书与唱本两小类）三大类，分别编制了这三类读物的调查表，表格的主要事项包括书名、编著者（编绘者）、出版年月、出版处、价值、册数、类别、内容述要等项。同时他还在读物调查表的基础上，编制了三类读物的分类统计表，对各类读物的不同主题进行了分类统计。[3]

需要指出的是，张履谦的调查并非毫无偏见，他视民众读物为“愚民教育”，对相关读物嗤之以鼻。他提供的书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缺陷：

[1]邱沛篁、吴信训等主编：《新闻传播百科全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72页。

[2]张履谦：《相国寺民众读物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文教事业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65页。该调查报告1934年由开封教育实验区出版部印行。

[3]张履谦：《相国寺民众读物调查》，第466-531页。本文讨论的主要是第一、三类读物。

其一，他的书单略去了相国寺出售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以及上海光华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店、现代书局、泰东书局等出版社的所谓“新文化书籍”，他提供的三点理由中，较为重要的是第1-2点：“1.仅明善书局一家有代售，而且销路远不如书店街各书局所卖者”；“2. 到相国寺买书籍的读者群，不是买新文化书籍暨教科书的读者群”。[1]根据张氏的调查，1934年前后的开封城内，实际上有两个书店群，教科书和新文化书籍主要由书店街的书局经营，而相国寺的店铺地摊主营的是张履谦所说的“民众读物”。

其二，书单中呈现的是公开出版物的情况，未能体现涉及政治和所谓“有伤风化”的书籍。张履谦意识到这一点，他提到：“在调查了相国寺的民众读物以后，除在大众读物调查内有一本《小二姐偷瓜》类似‘有伤风化’的读物外，其他如《月不团》、《无底洞》、《性史》之类的‘有伤风化’的读物，几乎可说是没有，这是令我们非常怀疑的，……根据我们的实际观察，这类‘有伤风化’的读物不但是未停止发行，而且还卖的更其多哩，只是秘密地出售吧了”。[2]至于非法政治类书籍，报告没有提及，但估计在市场上也有流通。此外，由于政府取缔，相国寺书铺书摊只能秘密出售唱本，尽管张履谦多方设法，搞到了100多种唱本，但他认为相国寺出售唱本当不止此数。[3]

最后，必须记住，张履谦的书单记录的，并非书铺书摊售出的书籍，而仅仅是放在书柜地摊上待售的书籍，其性质与山西、广东售书单有一定差别。当然这份书单可视为书铺书摊与读者群互动的结果，体现了经营者对读者阅读兴趣的预期判断，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尽管存在以上缺憾，据笔者管见所及，《相国寺民众读物调查》是抗战前对民众读物进行的最为系统的一次调查，为了解开封城乡部分读者的阅读取向提供了较为系统的信息。

[1]张履谦：《相国寺民众读物调查》，第501页。

[2]张履谦：《相国寺民众读物调查》，第534页。

[3]张履谦：《相国寺民众读物调查》，第523页。

张履谦的报告对相国寺的读者群有所交代，但相关论述有抵牾之处。从报告可知，开封城内实际上有书店街和相国寺两个书店群，报告没有交代前一类书籍读者群的社会构成，但对相国寺几类读物的读者群作了介绍。报告交待说：“一般读物调查，可以说是小市民的读物调查，而不是终日忙碌于田庄内的耕耘收获的农夫和整天置身于机器旁边看皮带跳舞的工友所能阅读的”。连环图的读者主要包括中小学生和有钱人家的妇女。至于民众读物的读者群，报告说得很委婉：“大众对于读物是没有阅读的机会的，而且他们就根本上不能阅读设么读物”，“因为大众是文盲”，“大众对于读物的领受和理解，不是利用他们的眼，而是利用他们的耳”，也就是说，他们是从宣讲圣谕的先生案前、说书者的场所或唱书者的屋内，间接了解民众读物的内容的。[1]这样一来，就将开封周边的乡民排除在相国寺读物的读者群之外。但报告同时也提到，相国寺读物的主顾中，还有来自开封周边地区的“乡村老农”。[2]张履谦采访的相国寺书摊老板蒋允中，在谈到书业不景气时说道：“此刻相国寺的书业是不如前了。我们如果不是望乡下佬来买一折书敲他的竹杠外，实在是无利可获。”[3]言外之意，是将来自乡下的读者视为主要的客源了。从这个角度看，张履谦所作判断多少有武断之嫌。事实上，由于调查周期较短，而且调查主要集中于编制读物清单，他没有多少时间处理读者群的问题。从其提供信息判断，相国寺读物的读者中，既有来自城内的市民，来自乡村的乡民应该也不乏其人。

考虑到可比性，我们对张履谦编制的表格稍作调整，合并了第一类（一般读物）与第三类（民众读物）的内容，并根据笔者的分类，对表格中的图书重新进行归类，对部分张履谦分类有误的书籍，也尽可能根据其内容归入正确的类别，此外删除了重复的书籍。以下是重新调整、归类后的结果。为行文方便，笔者将张氏调查所见民众读物分类列入附录，此处仅罗列部分书目。

（一）传统教育类：这类书籍不多，启蒙读物有《增注历史三字经》《绘图释音百家姓》《四体千字文》《绘图应用杂字》《绘图六言杂字》《绘图七言杂字》《新增绘图必须杂字》《绘图弟子规》《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14种，四书五经有《上论集注》《下论集注》《上孟集注》《中庸集注》《校正监本书经》《绘图监本诗经》《精校大中集注》等7种，另有《初学论说指南》《初学地理指南》《初学算法大成》等教辅材料3种，《小学韵语》《五方元音大全》等音韵书2种，理学类（《近思录集注》）、制艺类（《二论引端详解》）、字典（《增补考正字汇》）各1种，共计29种。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史部书籍，计有《香祖笔记》《浪迹丛谈》《南滣楛谈》《漫游纪略》等11种。此外，还有孙秉衡《古今名人格言精华》亦归入此类。以上共计41种。

（二）实用指南类：此类书籍数量较多，主要有《银海精微》《绘图针灸易学》《图注难经脉诀》等医药书15种，《初等新式尺牍》《正草商务白话尺牍》《增广尺牍句解》等尺牍类书籍13种，《牙牌神数十种》《校正梅花易数》《奇门遁甲大全》等占卜类书籍15种，《绘图神相铁关刀》《校正相理衡真》《增补麻衣相》等星相类书籍4种，《校正阳宅大全》《穷通宝鉴栏江网》《校正入地眼》等堪舆类书籍5种，《万事不求人》《交际文牍大全》等日用类书、应酬类书籍2种，《分类对联大全》《对联从新》等楹联书籍2种，《绘图宣讲拾遗》《中庸修道真解》《吕祖指迷醒梦词》《渡坤舟真传》等善书31种。另有择吉类书籍《增补袖里金百中经》、地理类书籍《河南省城地里路程》各1种，《百局象棋谱》《中外戏法图说》等游戏类书籍3种。以上各小类共计92种。

（三）小说与纯文学类：此类书籍数量最多，且类型多样，计有古典小说、言情小说、剧本唱本、鼓词、诗词等类，共计508种。在各类文艺类书籍中，数量最多的当推各种古典小说（包括白话长篇、白话短篇、文言、公案、人情、神怪、英雄等种类），计有《镜花缘》《绿牡丹全传》《英烈全传》等共295种。现代作家撰写的小说，以鸳鸯蝴蝶派为主，计有周瘦鹃《奇谈大观》、李定夷《游戏文章》、李定夷《笑话奇观》、李定夷《甜言蜜语》、顾明直《蝶魂花影》、李涵秋《好青年》、李涵秋《魅镜》、张恨水《太平花》等72种。剧本唱本居其次，共有《琵琶记》《桃花扇》《牡丹亭》《长生殿》等79种。鼓词数量也不少，计有《归西宁鼓词》《呼延庆征西鼓词》《三省堂鼓词初编》《绘图玉堂春鼓词》等42种。诗词类书籍，仅有《绘图注释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诗学讨论》等3种。此外还有笑话及其他难以归类或内容不详文学作品，计有《真正笑林广记》《铁血健儿》《魔窟英雄》等17种。

总体而言，在相国寺出售的各类书籍中，小说与纯文学类在种类上占了压倒优势，实用指南类书籍居其次，传统教育类也有一定数量。与山西某地、广东河源的书单相似，在相国寺书单中，与传统知识、思想与信仰相关的书籍占据主体，这一格局贯穿了各种古典小说、鼓词、剧本唱本、善书、实用指南、启蒙读书、四书五经等各个类别。出于近人之手的书籍，最重要的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如李定夷、周瘦鹃、李涵秋、顾明道、陈蝶仙（天虚我生）、张恨水等人的作品均属此类。其次是武侠小说，如赵焕亭、陆士谔等所著小说。在超过500种的文学、曲艺类书籍中，找不到近人翻译的重要外国名著，也找不到新文化运动旗手们的作品。同样，20世纪头30年译介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类书籍，在这份书单中也基本上找不到踪迹。

[1]张履谦：《相国寺民众读物调查》，第523页。

[2]张履谦：《相国寺民众读物调查》，第466-467，468，503-504，523页。

[3]张履谦：《相国寺民众读物调查》，第468页。

六、香港新界（20世纪30~4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学的一群研究者在新界地区开展口述史研究的过程中，在西贡海下村的一座旧宅内发现了晚清民国一个塾师的藏书。塾师名叫翁仕朝，是海下村人，曾在村中开馆授徒。他留下的藏书，从一个读者的角度，为了解后五四时代内地的书籍流通和阅读取向提供了一组与上述三种史料性质不同的宝贵证据。

西贡位于原新界东部，属于这一带较为偏远的地域。1911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西贡有村庄126处，共9243人。当地主要的墟市西贡墟和坑头，都是19世纪中叶以后才兴起的。海下村位于西贡半岛北端，交通不便，尽管离港岛不远，但即便在相对偏远的西贡中，也属于较为僻远的村庄。海下附近的村庄，规模很小，通常只有数户至数十户。1898年，海下人口只有50人。[1]

[1]李光雄：《近代村儒社会职能的变化：翁仕朝（1874-1944）个案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第15-20页。

翁仕朝（1874-1944），号佐臣，出生于一个家境宽裕的家庭。年少时在村中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后转至附近知名学塾继续学业，其教育可能已达到可参与童试的程度，不过他从未参加过科考。翁仕朝年轻时曾习医，在当地墟市行医。父亲去世后，回到海下村定居。此后继续行医，并在村中私塾任教。45岁以后，担任海下翁氏族长，经理海下翁氏的家族事务，直至1944年去世。[1]中文大学的研究者发现翁氏藏书时，老宅年久失修，部分藏书已破烂不堪。1987年，翁氏后人将藏书捐赠给香港政府，现藏于香港区域市政局沙田中央图书馆。这些资料包括印本书籍约300种、写本180种和散件文书1000件，[2]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翁家账簿、命课、家谱等文献，实际印本、写本书籍有355种，不计重复共349种。这批书籍以翁仕朝藏书为主体，可能还汇合了他的兄弟的部分藏书，主要体现了截止20世纪40年代初新界僻远乡村一位塾师的阅读取向，可与上述三份书单进行比较。

[1]有关翁仕朝的生平，参见王尔敏、吴伦霓霞：《儒学世俗化及其对于民间风教之浸濡——香港处士翁仕朝生平志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8期（1989年6月），第75-94页；李光雄：《近代村儒社会职能的变化：翁仕朝（1874-1944）个案研究》各章；李光雄：《近代村儒社会职能的演变：翁仕朝的教育和医疗事业》，刘义章、黄文江合编：《香港社会与文化史论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2002年，第75-96页。

[2]李光雄：《近代村儒社会职能的变化：翁仕朝（1874-1944）个案研究》，第2页。这个数据与书中所编目录不甚相符，翁氏藏书的具体数量当与此稍有差异。下文的书单主要依据以下材料编制：（一）李光雄《近代村儒社会职能的变化——翁仕朝（1874-1944）个案研究》；（二）王尔敏与吴伦霓霞《儒学世俗化及其对民间风教之浸濡——香港处士翁仕朝生平志行》；（三）大埔海下村翁氏藏书电子版。此外，李世雄所编目录尚有《世事纷纷未定期》（写本）《赋得既雨晴亦佳》（写本）《佐臣氏生平所为公益注册后世知详》（写本）《本省东借》（翁仕朝，写本）《登记阴阳未完竣建筑簿》（写本）《注明阴阳宅未完竣登记部》（写本）《翁家阴阳二宅造葬山向》（写本）等，属账簿、册籍一类，此处不列入。

与其他三份书单一样，翁氏藏书也可分为近代教材与教辅材料、传统教育、实用指南与小说和纯文学四个类别：

（一）近代教材与教辅材料：翁仕朝于1909年前后从西贡墟返回海下定居后，在村中开馆训蒙，教授内容最初当以传统蒙学读物和四书五经为主。20世纪20年代后，香港政府设计的新课程开始为西贡部分学塾使用，翁仕朝的私塾可能开始参考和采用部分新课程。1930年，海下翁氏在翁仕朝主持下，设立新式学校“六桂学堂”。[1]第一、二类书籍就体现了翁氏在私塾和学堂训蒙教学的经历。这类书籍共计76种，不计重复75种，包括国文、历史、地理、公民、社会、卫生、算术、自然、常识、英文、修身各科课本及教授法、读本等，其中有英文教材三种（Fundamental Arithmetic、New English Reader与English and Chinese Primer），此外尚有《最新小学作文捷径》与《英语不求人》两书，亦归入此类。

（二）传统教育类：这类书籍79种，不计重复共77种，包括启蒙、经部、制艺等类。启蒙读物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增广贤文》《幼学琼林》《三字书》《四字书》《五字书》《九归算法》《孝经》及各种杂字等，数量最多（共33种，不计重复32种）。经部包括《四书》《五经》的不同版本与注疏及《五经集字》《孔子家语》等，数量比启蒙书籍稍少（共28种，不计重复27种）。制艺类书籍包括《童子问路》《染断编》《重订青云能与集注释》《小题指南》各集、《小题正鹄》各集、《初学课童金镜》等，共15种。另有《千字文草法》《王羲之草诀百韵歌》《黄自元临九十二法》等字帖3种。

[1]李光雄：《近代村儒社会职能的演变：翁仕朝的教育和医疗事业》，第75-83页。

（三）实用指南类：共167种，不计重复164种，这是翁氏藏书最重要的部分，其数量超过前两类之和。此类书籍分为医药、堪舆、日用类书及尺牍等、占卜择吉相面（含通书）等几小类。

这几小类书籍中，医药书数量最多，共计53种，不计重复达52种，这一部分藏书应该与翁仕朝自身的行医经历有关。海下翁氏有几位族人以医为业，翁仕朝的医学知识可能得自族人传授，他自身曾在西贡墟行医一段时间。[1]翁氏所藏医药书种类颇多，有医学经典，如《张仲景伤寒论原文浅注》《日注八十一难经》（《图注难经八十一种》）；有综合性医书，如《寿世保元》《增补万病同春》《南雅堂医书全集》《中西汇通医书五种》《笔花医镜》《公余医录》；有分科医书，如外科有《外科历方》（写本）《外科铜人》（写本）《外科真传》（写本）《外科跌打》（写本）《外科全生集》等，儿科有《增订幼幼集成》《儿科内外》（写本）《儿科产后》等，眼科有《傅氏眼科审视瑶函》《□□清泉秘方》（《李醴泉传授分家李眼科书》）《眼科瞳人》《眼科总诀》《眼科症要》等，脉经脉法有诊脉《脉诀汤头》（两种，均为写本）《老幼脉法》（写本）《王叔和图注难经脉诀》《脉理求真》《老少脉法》（写本）《老少脉法》（印本）等，皮肤科有《痘科汤方》《天花精言》《疮毒铜人》《疮毒秘传火穴》《瘰疬症》《杂科花柳》《痳痘秘传真诀书》等，时疫类书籍有《精校时病论》《鼠疫汇编》等，本草类有《增订图注本草备要》《本草求真》《增补药性雷公炮制》《增补珍珠难药性赋》等，兽医类有《治牛猪鸡犬猫瘟疫等症良方》，验方有《万证汤方》（写本）《医方经络汤头歌诀备要》《验方新编》《新增医方药性捷径合编》《外症杂方》（写本）《外科妙方》《外科秘方》《蛊胀良方》《外科奇方》《内科汤方》《脉诀汤方》《外科症方》等。

第二小类为堪舆类书籍，共19种，计有《地理辨正疏》《绘图地理五诀》《定灶定局地理总诀变论》（写本）《地理真传》（写本）《地理总诀》（写本）《点地总口诀》（写本）《新刻石函平沙玉尺经全书真机》《新刻平砂玉尺经》《平砂玉尺经》《改良罗经解定》（《详图罗经解定》）《新刻法师选择纪》《新刊地理五经四书解义郭璞葬经》《定龙向消砂纳水玄关窍总论》《绘图阳宅三要》《六十年轮流修整阴阳二宅吉凶方位》（写本）《壬午年崇日堂左桐轩天星课》《杨公诀二十四山造葬逐日吉凶定例妙诀》（写本）《丧葬最丧》（写本）等。

第三小类为尺牍、帖式、楹联、应酬类等，共31种，不计重复29种。这一小类数量最多的是尺牍类书籍，包括《国朝名人书札》《经营尺牍》《幼学信札》《写信必读》《增注写信必读》《增广唐注写信必读》《指南尺牍》《童子必需图注尺牍初步》《共和新尺牍》《详注中华普通尺牍》（《注释中华普通学生尺牍》）《男女通用童子尺牍》《学生便用尺牍》《最新中华普通学生尺牍》（《注释中华普通学生尺牍》）《无师自通维新尺牍》《改良增广写信必读》《新撰商业尺牍》《新增时令集句》（写本）等。其次是各种家礼和帖式书籍，包括《家礼帖式集成》《家礼》（写本）《帖式称呼》（写本）《丧礼帖式》（二种，均为写本）《帖式便用》（写本）《帖式》（二种，均为写本）《帖式家礼》（写本）《帖式对联》等。再次是应酬类书籍，如《应世便书》《万宝全书》。《增注与人应对称呼》（翁仕朝写本）是称谓书籍。《标点公文新程式》应为新式公文的范文集。

第四小类为占卜择吉相面，计有11种，包括《增补天机断易大全》《协纪辨方书》《万载流名烧饼歌诗》《罗浮道人梅花灵卦》（写本）《渊海子平》《算命不求人》（写本）《神相麻衣集》《新增水镜相全编》《相全身秘诀》（写本）《三节论法》（写本）等。另有通书32种及《二百年阴阳合历》。

此外，还有《新刻京板工师雕镂正式鲁班经匠家镜》和《鲁班秘诀仙机》等营造类书籍2种及农业类书籍《增补陶朱公致富全书》。

最后一类是善书与宗教类书籍，共17种，包括《明心宝鉴》《惠阳福报》《劝人莫食洋烟》《戒人莫赌博》《关帝明圣经》《宣化妙经》《绘像大圣末劫真经》《大圣末劫真经》（写本）《请神点论书》（写本）《请神咒诀掌握论》（写本）《符书显应》（写本）《增补秘传万法归宗》《灵验奇术》《庙祝问答》《天后元君灵签》（写本）《灶神灵签》（写本）《长远两友相论》（《两友相论》，基督教）等。

（四）小说和纯文学类：主要包括小说、诗词两类，共33种。小说类21种，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东周列国志》《后列国志锋剑春秋》《隋唐演义》《聊斋志异》《燕山外史》《封神演义》《金丝蝴蝶》《车龙公子花灯记》《刘伯温锦囊》《龙图包公案》《顺治皇过江全传》（《顺治过江》）《吉祥花》《绘图李公奇案》（另一本题作《绘图李公案奇闻》）《绘图蓝公案奇闻》《警富新书》《女学生》《贪欢报》《增广岭南即事杂撰》等。诗词类12种，包括《增补韵对屑玉评注》《详注分韵试帖青云集》《诗韵集成》《寄岳云斋试赋合注》《声律启蒙》《唐诗合选评解》《批点增注七家诗选》《古圣名目平仄》（写本）《平仄之法》（写本）《注（？）选诗赋》（写本）《新增时令集句》（写本）《仕朝诗本》等。

[1]李光雄：《近代村儒社会职能的演变：翁仕朝的教育和医疗事业》，第85-86页。

纵观海下翁氏藏书，第三类实用指南类书籍数量最多，第一类近代课本与教辅材料、第二类传统教育类数量相当，第四类小说与纯文学类书籍较少。在这些藏书中，可以发现部分与近代知识、观念相关的书籍。如各类课本与教辅总共有75种之多，此类书籍是近代知识与观念传播的重要媒介与渠道。其有关世界新知、地理知识者，藏书中有《中国地图》（宣统三年版）《世界形势一览图》（宣统三年版）等书，他甚至手编天下寰球中外交通分五大洲图，“简明清晰，并系史志，其中有《天下人文地理概要》《广东省概论》各篇，颇详备正确”，王尔敏、吴伦霓霞认为“翁氏遗留著作，惟此一种最有贡献”。[1]又如翁氏所藏医药类书籍，论者指出“大都属于传统医学基础的书籍，侧重于实用性”，同时也指出，自19世纪开始，西方医学开始传入中国，但“就翁氏现存的资料推测，他并未受西方医学的影响”，不过他“对于汇通中西医学的观点，亦不致持抗拒的态度”，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藏书中有罗宗海著、秦之济校订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2]又如各种晚清民国尺牍类书籍中，多有以塑造近代国民为宗旨的尺牍范本。

尽管如此，翁氏藏书显示出来的总体面貌，与前三个书单颇为相似。这300多种书籍，大都是与传统知识、思想与信仰相关的书籍，与晚清以来的新知识与思想相关的书籍，主要是课本、教辅与少数杂志（如《不忍杂志》初编、二集）。在这份书单中，找不到晚清翻译的重要外国名著和20世纪头三十年译介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类书籍，更无法看到新文化运动旗手们的作品。此外，翁氏藏书包含了不少写本（凡写本均在括号内注明），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晋南、粤东账簿和相国寺民众读物调查中，是找不到写本的；而翁氏藏书显示，在晚清民国时期，不少书籍——特别是实用指南类书籍——是透过传抄流通的。

[1]王尔敏、吴伦霓霞：《儒学世俗化及其对于民间风教之浸濡》，第82页。

[2]李光雄：《近代村儒社会职能的演变：翁仕朝的教育和医疗事业》，第87页。

七、余论

后五四时代呈现出复杂的书籍流通与阅读图景。一方面，经由报刊的鼓吹、教材的收录、专家和教师的推荐等途径，新文化运动旗手们撰译的书籍，在各地得到不同程度的传播。在此过程中，新文化运动倡导的重要理念，逐渐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向内地中小城市、市镇、乡村辐射和渗透。另一方面，明清时代流行的不少“畅销书”，仍被继续重印、改编，而且在各地仍有较大的市场。此外，晚清编纂、译介的不少书籍，继续被复制或在民间流通。就中国这个地域辽阔的国度而言，这种新旧书籍相互交错构成的复杂图景，本身不足为奇。不过应该说，来自不同政治、社会议程的书籍（新文化运动，晚清西学与东学，明清书籍承载的各种或新或旧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大量涌现，它们层层并置、叠加、交错、渗透，共同构成了复杂的文化图景，这样一种景观即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本文对四份书单的解读表明，清代的各类“畅销书”，仍在广大内地城乡流通和阅读，这一点应该是不少像张履谦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也受到当代学人的关注，[1]本身不足为奇。但这些书籍包括哪些类型、牵涉到哪些知识与信仰，则迄今尚无系统的论述。本文主要基于账簿、调查报告和藏书清单，对这一时期中国内地的书籍流通与阅读取向进行了较为具体的探讨。笔者解读的四份书单，所涉读者的社会构成较为复杂，有的是国民学校和私塾的师生，有的是内地城市书铺地摊的顾客，有的是乡村塾师，所涉地点包括华北晋南与豫中城乡、华南内地乡村与都市远郊，这几份书单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不过书单包括的书籍，在类型和内容上显示了若干不容忽视的共同特征。这些书籍的种类与清代的“畅销书”之间的相似性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包筠雅指出，清代南中国地区存在一个由不同阶层共享的、以文本为基础的文化，她称之为“大众文本文化”（popular textual culture），其内容包括上述提到的几个书籍种类：以科考课程为中心的教育类书籍（含经典启蒙读物），介绍礼节、尺牍、医药、日用验方及占卜、祈福法门的各种指南类图书，以及小说及纯文学作品等。[2]同样，在笔者处理的四个案例中，我们发现这一文化涵盖的三类书籍在民国时期仍旧存续。[3]

首先，教育类书籍，特别是四书五经，被包筠雅视为清代大众文本文化的核心部分，她称此类书籍“成为把这种大众文本文化中许多毫不相干的作品联系起来的线索——或者至少是支持这种文化整体言论的经纬”。[4]尽管在本文讨论的时代，科举已退出历史舞台，不少科举类书籍（特别是制艺类书籍）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不过总体而言，四书五经一类的经典，仍有一定销路。晋南账簿记录了四书五经的销售情况。河源售书账显示，各种版本的四书五经仍有销路。张履谦的相国寺调查中，列举的此类书籍有《上论集注》《下论集注》《上孟集注》《中庸集注》《校正监本书经》《绘图监本诗经》《精校大中集注》等7种。翁氏藏书中，经部书籍包括四书五经的不同版本及《五经集字》《孔子家语》等书，数量比启蒙书籍稍少（共28种，不计重复27种）。另有15种制艺类书籍。可见此类书籍虽然已不再是大众文本文化的核心，但仍在各地流通、收藏和阅读。

其次，实用指南类书籍一直是清代大众文本文化的重要部分，它们在民国时期仍旧颇有市场。晋南账簿的销售记录中，此类书籍内容丰富，包括医药书、尺牍指南、日用百科、楹联、占卜、择吉等小类，账簿中提及的《珍珠囊药性赋》《验方新编》《万宝全书》《传家宝》《万年书》《断易大全》《卜筮正宗》《万法归宗》《寿世保元》等书，也由华南四堡出版商印刷出版。相国寺书单中，此类书籍也较多，共计90种（除善书外59种），仅次于小说文艺类。这份书单提到的不少书籍，也见于四堡出版商的书单（尽管版本未必相同），如《银海精微》《图注难经脉诀》《校正雷公药性赋》《增补绘图针灸大成》《黄帝内经》《重订济阴纲目》《笔花医镜》《秋水轩尺牍》《嘤求集尺牍》《增新写信必读》《增补玉匣记》《万法归宗》《校正梅花易数》《奇门遁甲大全》《绘图神相铁关刀》《增补卜筮正宗》《校正相理衡真》《增补麻衣相》《演禽三世相法》《校正入地眼》《校正地理五诀》《增补袖里金百中经》等书。同样，翁氏藏书中，也有不少书籍见于四堡出版商的出版书单，如医药类有《寿世保元》《笔花医镜》《公余医录》《增订幼幼集成》《王叔和图注难经脉诀》《本草求真》《增补药性雷公炮制》《验方新编》《新增医方药性捷径合编》，堪舆类的有《地理辨正疏》《绘图地理五诀》《改良罗经解定》《绘图阳宅三要》，尺牍、帖式、楹联、应酬方面的有《写信必读》《指南尺牍》《家礼帖式集成》《家礼》《应世便书》《万宝全书》。占卜择吉相面类有《增补天机断易大全》《协纪辨方书》《神相麻衣集》，营造类有《新刻京板工师雕镂正式鲁班经匠家镜》。至于四堡书商的河源售书单，更是直接体现了四堡坊刻本在民国时期的流通情形。

最后，小说及纯文学类书籍，是清代大众文本文化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晋南账簿中，此类书籍也颇为丰富，其中小说数量最多，也有少数剧本话本，其中见于四堡印刷商书单的有《封神演义》《杨家将演义》《说岳全传》《二度梅》《西游记》《征东》《征西》《说唐全传》《水浒传》《五代残唐演义》《五美缘》《双凤奇书》（应即《双凤奇缘》）《大红袍》《今古奇观》《粉妆楼》《五虎平西》（《珍珠旗》）《两晋演义》《绿牡丹》等18种。相国寺的书单，见于四堡书单的有《镜花缘》《绿牡丹全传》《五美再生缘》《三国志演义》《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西游记》《精忠说岳全传》《绘图今古奇观》《绘图梁山伯祝英台》《绘图说唐全传》《东西汉演义》《飞龙传杨家将合编》《绘图粉妆楼》《前后七国志演义》《绘图征东全传》《忠孝节义二度梅》《双凤奇缘》《绘图五代残唐传》《绘图子不语》《五虎平西南》《平妖传》《薛丁山征西》《第八才子白圭记》《绣像飞龙传》《绘图水石缘》《水浒传演义》《绣像全图包公案》《聊斋志异》《东汉演义》《西汉演义》《红楼梦》《平妖传》《隋唐演义》《解人颐》《万花楼》《拍案惊奇》《夜谭随录》《谐铎》《后西游记》《挑灯新录》《草木春秋》等42种。翁氏藏书，见于四堡书单的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聊斋志异》《封神演义》《车龙公子花灯记》《龙图包公案》《警富新书》《贪欢报》等11种。

[1]包筠雅：《文化贸易》，第372-374页。

[2]包筠雅：《文化贸易》，第367-372页。

[3]以下讨论的四堡出版商书单，参见Cynthia J. Brokaw,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Cambridge, Mass.: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2007), Appendix G, “List of Sibao Imprints,” http://www.fas.harvard.edu/~asiactr;包筠雅：《文化贸易》，第228-359页。

[4]包筠雅：《文化贸易》，第369页。

我们知道，无论是晋南账簿、粤东账簿还是新界翁氏藏书目录，都无法体现这三个地域流通书籍的全貌，因为前两者只是一家商铺出售的书籍，而后者是一位读者书架上的藏书，只有开封相国寺书单是相对系统的。不过透过对晋南、闽西、新界三个地域的比较（粤东书单是四堡书商所记，可与闽西书单合并讨论），还是足以显示，我们讨论的不少核心文本，其流通范围并不限于中国某一区域，而是见于晋南、开封、闽西、粤东乃至英国殖民政府控制的新界地区，因而这是一个跨地域的文本群。[1]

因此，尽管经过时代更替，清代大众文本文化的主要部分，仍旧相当顽强地在民国时期延续下来。在一篇讨论近代雕版印刷文化遗产的文章中，包筠雅指出，雕版印刷不仅被用于印刷新思潮书籍，而且继续印刷清代文本文化的核心文本，特别是传统教育书籍和唱本、歌册一类；同时，上海的石印、铅印出版商致力于“吸收”雕版书籍文化的内容，在销售方面也甚为依赖老字号书店和销售路线。[2]目前对近代写本文化的研究，也从侧面证明了上述认识。薛龙（Ronald Suleski）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杂字、占卜书籍、科仪本等写本，在1850-1950年之间仍然长期存在，“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感知和文化规范依然相当一致”。尽管新事物、新行为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但“大多数人没有改变其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或社会交往实践”[3]这一看法捕捉到晚清民国近一个世纪普通民众生活的一个重要面向，提醒研究者注意巨变中的延续及巨变自身的限度。

就这一问题而言，粤东河源的售书账特别值得注意。我们会设想，那些承载旧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书籍，主要的读者无非是乡村的冬烘先生。但事实上，此处购书的顾客中，中小学师生为数甚多。这本账簿显示，20世纪20年代，在河源这样一个离沿海大都市不算太远的内陆腹地，一群中小学和私塾师生的阅读取向，依然以较为传统的题材和知识为主。在账簿中，很少见到介绍近代知识的书籍。对这个时代生活于类似河源这样的地方的读者来说，传统知识、思想、信仰体系跟他们的生活世界似乎仍有较大的相关性；传统的文学题材和实用知识、思想、信仰，对他们仍具较大的吸引力。

[1] 这一文化的跨地域性如何形成，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晚清石印、铅印技术的引起，似乎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晋南、开封、新界的书单中，石印、铅印书籍占了较大比重。因此，近代印刷技术的发展，很可能推动了清代大众文本文化的扩散，拉近了南北流通文本之间的距离。不过在此之前，除了科举制度的影响之外，哪些机制在其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还有待深入讨论。

[2]参见Cynthia Brokaw, “Commercial Woodblock Publishing in the Qing (1644-1911) and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Printing Technology,” in Cynthia Brokaw and Christopher A. Reed, eds.,From Woodblocks to the Internet: Chinese Publishing and Print Culture in Transition, circa 1800 to 2008, Leiden: Brill, 2010, pp. 49-56.

[3] Suleski,Daily Life for the Common People of China, 1850 to 1950, p. 360.

新思潮书籍之所以难以在乡村扎根，跟这类书籍与乡村生活的相关性较小有关。20世纪30年代，在离苏州城不远的开弦弓村开展田野调查过程中，费孝通发现村中新式学堂的缺席问题相当严重，他认为原因之一是新式学堂讲授的知识与乡村生活脱节，从家长看来，学生在学校学到的，“只多几个不切实用，也不了解的新名词罢了”。村民告诉他，文字主要为了“记账、集钱会、送份子、写写条子”，而新式学堂的教师是师范毕业生，连自己都不会算写账，不会写份子。[1]这个看法提醒我们，在考虑近现代思潮、知识与普通民众的关系时，不可简单预设前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应谨慎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更多关注普通民众的阅读取向，力求多从他们的眼光观察那个时代的思潮和知识。

这样一种对近代知识和思想兴趣不大的现象，在其他区域也可见到。1934年前后针对全国成人阅读的一项综合调查发现，大学生与“一般民众”的阅读差距较大，“前者是比较偏于专门方面或学术方面的书籍”，“而后者则是比较偏于通俗方面或一般方面的书籍”，后者所读的内容“多半是不离武侠神怪等荒诞不经的东西”。[2]在葛学溥考察的粤东凤凰村，尽管《新青年》已经进入村中，不过他也注意到，在这个拥有650人的村子，每天仅有五六人光顾阅览室。[3]

[1]费孝通：《江村通讯·格格不入的学校教育制度》（1936年），《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159-160页

[2]蒋成堃：《成人阅读兴趣与习惯之调查及研究》，第357页。

[3]Kulp,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p. 247.人口数据是1919年的，见Kulp,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p. 29.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文的讨论聚焦内地城乡，但笔者无意于复制近代二元世界的看法——现代的沿海和传统的内地。沿海都市与内地城乡之间，固然存在种种差别。但若就书籍流通与阅读而言，两者之间的差别主要还是程度的差异。从笔者接触的材料看，二元世界观显然将问题简单化了。即使在大都市上海和北平，类似相国寺的民众读物也有一定市场。1934年，《教育与民众》刊出了徐旭的《上海小书摊之调查》。调查发现，全上海各区小书摊总数有一千一二百处之多，它们主营图书出租业务，也出售部分图书。据作者对22个书摊的调查，书摊之书分为连环画、七字句、时调、摊簧、戏考、旧小说、宝卷、字帖尺牍、私塾教本、新小说及其他（如儿童识字图、七巧图、游戏图等）十类，其中连环画比例最高，约占95%，其内容涉及历史、神怪、武侠、哀情、滑稽、迷信、侦探、时事等，以武侠类出租生意最好。[1]调查显示，书摊的主顾是儿童、店友、妇女、工人、妓女五种人，他们的阅读取向有一定差异：“大概年轻的店友，都喜欢购那些说风流事的新小说；那些稍识字的工人及妓女，都喜欢购时调、摊簧、戏考等书；江北籍的工人，都喜购七字句的书。”调查的结论是，“……诲淫诲盗，说怪说侠的书，在一般人中间，还是占有极大的威权和吸引力”。[2]尽管调查者对民众读物的蔑视态度跃然纸上，但调查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大体可信的。30年代对北平初中生的一项调查也发现了类似情况。调查显示，所谓“应读之书”（新文艺作品、修养及应用、科学类、进步杂志等）每种至多有三四位读者，而所谓“不可读之书”（如武侠类、性爱类、经书古文）则竟有50位以上读者的。[3]

事实上，上文讨论的清代大众文本文化的若干核心文本，并未随着政治、文化局势的变动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不少书籍躲过了20世纪各种战火和政治运动的清洗，保存到这个世纪的后半期。随着七、八十年代政治气候的变化，这些书籍及其收藏者，在一些区域的传统复兴过程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传承角色。[4]近二三十年来，笔者在乡村调查过程中，这些书籍还时有所见。

[1]徐旭：《上海小书摊之调查》，原刊于《教育与民众》第5卷第6期（1934年2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文教事业卷（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849，853页。所谓“新小说”，调查称“非文艺小说，乃指《男女秘密》，《金钱的恋爱》，《阎瑞生与王莲英》等”，当为花边新闻、言情小说、性知识一类读物（或作者所谓“那些说风流事的”书）。参见徐旭：《上海小书摊之调查》，第853，857页。《男女秘密》或为《男女之秘密》，题美国医学博士霍克立著，春梦楼主人译；《阎瑞生与王莲英》讲述的应是1920年6月上海洋行白领阎瑞生谋杀名妓王莲英一案。《金钱的恋爱》内容不详。

[2]徐旭：《上海小书摊之调查》，第857页。

[3]参见纪燕：《初中课外读物问题研究》，原刊于《教育改造》第1卷第2期（1937年4月），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文教事业卷（四）》，第305-308页。

[4]参见董思思《从赤脚医生到仪式专家：传统知识在乡村社会中的延续——一项阅读史的研究》（《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第206-209，212-216页对闽东永泰县旧书阅读与传统复兴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