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中国历史文选》/周予同/朱维铮/经典创造/学术传统

周予同先生(下凡提及先辈老师均省略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为避免与其他《中国历史文选》的教材混淆，下均简称“周本《历史文选》”)一书，自20世纪60年代初问世以来，上下册累计发行量高达40万册，被教育部列为国内高校文科相关专业首选的“优秀教材”。①由于周本《历史文选》问世较早，后起的学者大多以该书为蓝本，重编“中国历史文选”教材。杨燕起教授主编的全国高等院校历史系参考资料《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一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第二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中，收录了多篇有关周本《历史文选》教材问题的讨论，②或评论，或批评，或补充选篇，或商榷注释。再进而检索中国知网的数据库，又会发现90年代以后还有很多对周本《历史文选》一书纠谬的文章，其数量远远超过对其他同类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的批评。从阅读史的角度来分析，一本书的影响力大小，也可以通过其所受的批评来考量，被批评最多的教材，也是该教材有着巨大影响的一个证明。

本文利用文选读本、档案和口述资料，全面复原了周本《历史文选》这一教材的生产过程，并从选篇特色和注释等方面，尝试对这一教材的贡献和作用进行评估，进而指出这一经典教材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施行“中国历史文选”教学中，如何体现了复旦严谨、求实、创新和批判的传统。

一、20世纪60年代启动的《中国历史文选》的编纂计划

20世纪50年代，教育部讨论课程设置，其中“中国历史文选”和“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两门课源于陈垣的提议而设置。③50年代，有些学校也内部流通过若干自编的中国历史文选的教材，如谷育光编《中国历史文选》(江西师范学院1953年印)、刘毓璜编《中国历史文选》(1953年刻印本)、胡允恭编《中国历史文选》(南京大学中国史教研室1953年印行)、中山大学历史系编《中国历史文选》(1955年刻印本)。1958年开展教育革命，片面强调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打破了原有的教学秩序，批判旧教材。许多院校采用领导、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方式进行新教材编写，有些院校甚至出现了学生编书、教师照着讲课的怪现象。已经编出的教材，由于对文化遗产和老专家否定过多，参与编书的青年又知识准备不足，片面强调“革命性”，忽略了科学性和学术性，教材质量令人担忧，大多不宜继续采用。1959年底，文化工作会议向中央书记处汇报高等学校的教材问题，立即引起了中央的关注。邓小平总书记提出，要好好抓一下这件事。1959年起，周扬先后在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考察文科教材的编纂工作。1960年9、10月间，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做出决定，要尽快编出一整套好的文科教材。1961年初，中央书记处再次讨论了高等学校的教材问题，明确指示：高等学校的教材编纂要分两步走，先解决有无问题，再逐步提高；本着“未立不破”的原则，采取“选”、“编”、“借”(即选用过去比较好的、编写新的、翻译借用外国的)的办法解决教材问题。书记处书记彭真受邓小平委托，找周扬谈话下达任务，要求立下“军令状”，限期解决文科教材问题。于是，周扬立即行动，召集高教部、北京市委大学部、北京几个主要高等学校的负责人座谈文科教材问题，要求分文、史、哲、政、经、教6个组，就文科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师资培养、学生阅读书目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多种方案。④

编选大学文科教材的任务是1960年9、10月间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周扬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61年4月主持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总结了1958年以来文科教学工作的经验。经过充分民主讨论，1961年5月19日，周扬以宣传部的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题为《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方针和教材编选工作的报告》。报告研究和总结了几年来文科教学工作的状况和经验，认为教育革命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巨大的，但在工作中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和缺点。并就有关文科教学的若干带根本方针性的问题，如培养目标、教学、劳动和科学研究三者的正确结合，各种课程的比重和相互联系，以及如何在文科教学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修订了文科7种专业(语文、历史、哲学、政治、政治经济学、教育、外语)和艺术院校7类专业(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教学方案的草案，并相应地制订出了224门课程的教材编选计划，包括297种教材(其中文科126种，艺术171种)。⑤

20世纪50年代教育部开会讨论课程设置，指出作为高等学校文科历史专业课程之一的“中国历史文选”，在综合大学和部分师范学院的历史系中已设置多年，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各种典型历史作品，培养学生阅读并运用一般文言文史料的能力，也向学生介绍一点有关中国史料学和中国史学发展的常识。50年代的教学实践证明，这一课程对于引导学生学好基础知识是非常有益的。1956年，高等教育部委托复旦大学历史系著名历史学家周予同起草《中国历史文选教学大纲》(草案)，由于这一课程一直缺乏合适的统编教材，1961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上正式委托周予同担任《中国历史文选》的主编。⑥复旦大学档案馆保留了一份1961年5月至7月的《历史系一九六一年编辑“中国历史文选”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计划及有关文书》的档案，此不妨全文摘录“中国历史文选”编辑计划(草稿)档案全文：

一、书名：中国历史文选

二、目的：本书为高等学校历史系一、二年级所开设中国历史文选一课程之教材，此教材之编写，在使学生接触中国历代历史名著的代表作品，扩大知识领域，提高阅读和分析古代史籍的能力。

三、内容：

四、1.选目原则

(1)按学生语文程度，经教师讲授能够了解者。

(2)确系中国历代历史名著中的代表作品或重要作品。

(3)能帮助学生略知中国史学的体裁和它的发展过程者。

(4)在部分教材中能引起学生讨论兴趣，达到养成批判能力者。

2.体裁

(1)按时代先后排列，养成学生历史观念，不完全按文字体裁及难易程度排列。

(2)每篇附有简明解题和作者小传。

(3)原著各本文字如有异同，加以校勘，采善而从，如有必要，略加说明。

(4)原文加以分段标点。

(5)原文需要注释处，加以略注，不求过详，俾教师有所发挥或补充。

(6)篇末附注采用的版本，并兼及参考书目。

规模，初步估计，本教材课文部分约三十万字，注释部分约二十万字，共计约五十万字。

工作人员

主编：周予同 秘书：黄世晔 联络人：许孝憘

编写人员：复旦、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三校有关教师(此句话后被红笔删掉)

完成日期

1.篇目确定后，两月内把课文校勘完毕交印。

2.组织本系教师力量，在两年内注释完毕出版。⑦

上述选目原则之中，第(1)“按学生语文程度，经教师讲授能够了解者”和第(3)“能帮助学生略知中国史学的体裁和它的发展过程者”，显示的是教材选篇所要贯彻的“指导性”原则；第(2)“确系中国历代历史名著中的代表作品或重要作品”，强调的是“经典性”和“权威性”的原则；第(4)“在部分教材中能引起学生讨论兴趣，达到养成批判能力者”，是在阐述一个“启发性”原则。周本《历史文选》分为上、下两册，上、下册初版、再版、三版的时间并不一致。上册1961年5月启动，同年夏天即告完成，⑧1961年10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⑨初版上册。上册选录篇目涉及：《书》《诗》《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世说新语》等。从编纂工作的启动到正式初版，前后仅仅半年。从编选、整理、校点和注释，直至排印、校对到出版，这样的高效率，即使放在今天都令人叹为观止。周先生的这一编纂计划一定是激发了这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们内心智性和感性的巨大力量。下册初稿编纂完成于1962年暑期，初版于1962年12月，先作为试用教材全国内部发行。时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任职的胡道静⑩、曹中孚(11)两先生担任初版责任编辑。1962年上册初版重印时，又对初稿中“不当之处”做了“必要的改正”。1964年完成上册二版修订，1965年修订下册，但未完成。1977年第三次修订上册，1979年上册以第三版面世，仍作为高校通用教材。下册经周予同先生修订后，再版于1980年11月。因周先生“健康欠佳”，委托朱维铮执笔修订，下册三版于1983年，“只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略事订补”。(12)

二、主编周予同及其领导的编选注释团队和工作模式

周予同(1898～1981)，浙江瑞安人，少年时代就读于孙诒让创办的蒙学堂，毕业后进了瑞安中学。他在自传中写道：“辛亥革命前，我在瑞安曾亲睹著名汉学大师孙诒让的风采；当时虽不懂其学问如何高深，但已知他以研究难读的《墨子》而闻名；他在乡里受到极大的尊重。在中学时代才接触到中国古文化方面的书籍，当时的国文教师中有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陈黻宸先生的学生，对古籍颇有修养，选授《诗》、《书》、《庄子》、《文选》等，对我颇有启发，并引起我对古文的兴趣，曾与同学组织小组，自学古籍和诗词，相互深入探讨。”1916年，他以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国文部。自述“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老师中，如钱玄同、马裕藻、朱希祖等先生，都曾师事章炳麟，颇得章氏学问。更其是钱玄同，给我的影响很大，对经学的研究工作，大概在这个时期打下基础”。(13)同时，受“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的影响，他和同学们组织励学会、工学会、平民教育社，进行“工读主义”的实验。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北京各校代表数十人举行联合大会，他作为高师的代表之一，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壮举。可见，周先生有着极好的活动组织能力。

周先生在学校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在动笔写作前必定对史料先进行校勘、注释，完稿后不厌其烦进行校对，这为其后来主编《中国历史文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0年，周予同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次年到上海工作，他当过商务印书馆编辑，担任过教育杂志社主编，并一度在上海大学执教。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后，他义愤填膺，与胡愈之等联名抗议，揭露真相。当时参加大革命的周谷城来到上海，生活上碰到困难，他热情给予帮助。两人后来长期任教复旦大学，因为同年出生，加上同姓、同学又同行，被誉为史学界的复旦“二周”。1932年周予同离开上海，回乡探亲，一度在浙江十中任教。1933年出任安徽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35年又返回上海，在暨南大学担任教务长和史地系主任。1936年7月，出任复旦大学史地系专任教授。(14)这几年里，他一方面继续研究经学史，出版了《群经概论》《孔子》《汉学师承记选注》等，另一方面在编写教材上花了大量心血，如编写了《本国史》《国文教科书》。此外，还撰写了《中国现代教育史》，积累了丰富的编纂大学教材的经验。1937年至1941年，周予同仍在暨南大学任教，兼史地系主任、南洋研究馆主任、教务长等职。1943年至1945年，出任开明书店编辑兼襄理。1945年起任复旦大学教授，直至去世。

1949年后，周予同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教务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等职。1957年后兼任上海市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63年，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繁忙的社会活动之外，他仍坚持教学与科研工作。从1959年起，他恢复了经学史的系统研究，开设全国独一无二的“中国经学史”课程，并悉心培养学生，指导研究生撰写专题论文。(15)

周本《历史文选》1961年上册初版有一个《编辑说明》，最后有这么一段话：“本书由周予同主编，参加编选的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丁长洪、朱维铮、汪槐龄、徐连达、唐玉田、黄世晔、赵人龙、邓廷爵、苏乾英，研究生王春瑜、李祖德。复旦大学历史系一九五六级中国古代史组有十位同学也参加了部分初稿的编选工作。”参加一至三版初稿编选者是按照繁体字姓氏排列先后，到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这一段话被放到版权页上。参加一至三版初稿编选和修订的全部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老师，按参加编纂工作的1961年时年龄排列，有苏乾英(1910年出生，51岁)、汪槐龄(1920年出生，41岁)、黄世晔(1919年出生，42岁)、邓廷爵(1922年出生，39岁)、赵人龙(1923年出生，38岁)、徐连达(1931年，30岁)、唐玉田(1934年出生，27岁)、朱维铮(1936年生，25岁)。曾经参加初版初稿编选的还有正在就读研究生的李祖德(1936年，25岁)和王春瑜(1937年，24岁)。上册注明“复旦大学历史系一九五六级中国古代史组有十位同学也参加了部分初稿的编选工作”一句被删除。(16)下册“编辑说明”除上述名单外，还增加了一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汤志钧也协助编选了本册中的一、二篇”。(17)

曾在复旦历史系工作的老人这样回忆该教材编纂工作的实况：“一九六一年五月，周先生受中央教育部的委托，编一本供全国综合大学历史系用的《中国历史文选》，而且还要赶在秋季开学前出版。他自己动手挑选文章，动员了古代史教研组大部分教师如徐连达、赵人龙、邓廷爵、唐玉田、黄世晔、苏乾英及当时的研究生李祖德、王春瑜都参加这项工作，朱维铮作为助手穿梭于他与各位教师之间。我看过每篇稿子的题介与注释，都是他亲笔改定，从五月中旬忙到七月中旬就交稿了，前后只花了二个月的时间，十月间便出书了。这次既检验了他做学问的功力，也显示了组织工作上的能力，许多大学都用它作为课本，到一九六四年便重印了四次，几乎每年都要重印。那时他虽然已经快六十岁的人了，在他身上还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如果有好的助手，放手让他去做，也许还能在学问上做几件于国家于人民有益的大事来，可惜的是当时谁也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18)

周本《历史文选》编选团队中最重要的参与者都是在20至50岁之间年富力强的学者，主编周先生已于1981年逝世，所以第三版标明是朱维铮先生(1936～2012)修订的。朱先生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60年毕业于本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留校任教。1961年开始协助周予同先生编选《中国历史文选》，通过选择篇目、校点正文、注释典故、写作解题，系统阅读了大量中国史学的原著和史家传记，熟悉了中国史学的各类体裁、观念和方法的衍变过程。周予同还鼓励朱先生，要重视各篇解题的连贯性，将来可以组合成单行本的《中国史学小史》。(19)

朱先生去世后，周本《历史文选》的工作程序却引发了学者的争议。(20)复旦历史系的老人朱永嘉有一段记述，回顾了周本《历史文选》编选的工作模式：

周予同先生主编这一本教材，实际上当时复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集体参加了编撰工作，如果上文选课，是不可能每篇都讲的，因为量很大，搞文选的话历代的代表性作品，各种文体的作品都可以选，故它是学生阅读中国古代历史代表性经典作品入门的书。……陈守实先生当时是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主任，我是教研组的秘书，我们两人没有挂名。陈先生与我还是关心这件事的，因为这是国家任务，希望把这件事做好。朱维铮去当编撰组的秘书，也是我向周予同先生推荐，因为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些。编这本书的工作，包括选题，选什么书，选哪个篇目，这都是周予同先生定的，然后是为每篇作注释，再之后是每本书的第一篇，要写一个题解，全书的功夫是在选题和注释上。每人写的注释和解题，是由朱维铮先作整理，抄写后，送周予同先生审改。朱维铮把周予同先生改定的稿子，也让我过一下目，我看过周予同先生在朱维铮抄的稿子上改得很多，也很认真。我过目时，只对题解中对书的评价稍作修改，我帮助修改的内容有的是陈守实先生课堂上讲过的，有的是当时形势的需要。我修改补充的量不大，而且最后都由周予同先生认可才保留，故此书最后审定权还在周予同老师那里。(21)

朱永嘉回忆文章有几点值得讨论。一是他认为初版周本《历史文选》，包括选题、选什么书、选哪个篇目，都是周予同先生定的，每篇的注释、参与者写的注释和所选各书的解题，由朱维铮先做整理，抄写后送周予同审改。朱维铮把周先生改定的稿子，也经过朱永嘉过目，朱永嘉看过周予同在朱维铮抄的稿子上有许多修改。证明所谓“各篇著作”的“题解”的“观点”“全部”来自陈守实的说法，显然不确。且现有发现的材料证明，年轻的助教朱维铮不仅只是一个被动的初版文稿的抄写者和整理者。1963年3月前后他给责任编辑曹中孚的信函中，说明修订本何以要删掉《晋书·江统传》，同时解释了释文中仍保留“蛮夷戎狄”字样的理由，指出这是历史上的习惯称呼，与今天的少数民族“无直接联系”，并援引郭沫若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中亦如此的使用法。(22)20世纪80年代，朱维铮在致编辑姜俊俊的信函以及周本《历史文选》上册注释校订稿中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多达数页，其中特别提及修订版的目录是“同黄世晔同志最后商定”，并就篇目的调整，从中国史学史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选篇安排的意见。(23)

二是朱永嘉文章提供了我们了解20世纪60年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和青年学者之间共同工作的方式：

朱维铮做学问的基础是在参加《中国历史文选》过程中奠定的，那时对个人著作权并不太看重。陈守实老师上课时经常有一些新的观念，对问题的分析常有独到之处，听课的学生也经常把老师的观点撰成论文，在报刊上发表，老师反而给予鼓励，并指出其不足之处。……学生撰述老师的思想和观念，为师者应该高兴，自己的学术观念有人传承了，这才是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发展都是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前进的，在这一点上不存在抄袭的问题，不要用现在流行的观念来看待前人，知识是社会的财富，学术是公器，我们现在不能指摘司马迁的《史记》抄袭《左传》与《战国策》，也不能指摘班固的《汉书》抄袭司马迁的《史记》，因为他们都在前者基础上有所发展，增加了新的内容，在编撰的体例上也有新的创造，但也保存了前者的基础，思想文化就是如此代代相传，代代有所发展。知识产权是私有化和市场化的产物，它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要知道西方是拿这个在一定时期内垄断知识和技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一个人在思想境界上不能迷恋于这个东西，不能忘了中国历来的传统，还是应以社会的公共利益为重，不能拿个人主义来束缚自己的思想境界。(24)

朱永嘉关于版权观念的认识未必完全正确，但他回忆中有一点颇符合当时的实况。即50至60年代中期，经过1949年以后的思想改造，教授们的个人名利思想遭到了狠狠的批判。20世纪50至60年代，高校舆论空间受限，当时教研室有限的学术交流，不失为是教师之间仅有的互相交流看法的学术空间。没有署名权，没有第一、第二作者的考虑，确实成为当时教研室同事之间打破“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所能进行学术交流的主要方式。当时很多年资很高的教授经常在教课过程中阐述自己的新见解，也都普遍鼓励青年教师利用其所发现的问题去进行学术创作。这些事实的陈述，我曾在50年代就读于本系和60年代服务于本系古代史教研室的已故许道勋教授和夏义民老师，以及仍健在的樊树志教授那里听说过。长期在历史系任教的吴浩坤回忆中称：“苏乾英协助周予同先生一起教历史文选，等于辅助，但他不是助教，他是讲师，后来也是升副教授，但他就是愿意协助周予同先生一起上课。上了课之后，学生做的作业他也愿意批改，一直辅助周先生。比周先生年纪小一点。历史文选也是他一起参与。”(25)我们不能以今天特别强调学术规范和知识产权的观念，去理解那个时代的学术生态。大型合作项目施行过程中，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学者之贡献，确实很难在整个项目中加以严格的区分。类似像谭其骧主编的浩大学术工程《中国历史地图集》，就特别需要所有的参与者发挥一种精诚团结、学术互助的精神。类似像苏乾英那样，以一个讲师的身份干批改作业助教的活，也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至今仍有不少教授，愿意将自己的学术创见首先在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学中分享，其实也是这种学术传统的一种延伸。

三、周本《中国历史文选》选篇的经典性

周本《历史文选》上下册，于1961至1962年相继问世。四十多年来一版再版，并经朱先生屡次修订。该书采用选文、解题、注释三个板块的设计，予历史文选教学以很大的便利，其筚路蓝缕之功，实非浅显。周本《历史文选》的经典性主要体现在选篇和释义方面。

(一)选篇特色：史学素养的训练

历史文选教科书是一种富有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特殊出版物，其编写需要依据课程标准，借鉴历史学科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将正文系统的选文(课文)和导引系统，即史学常识的解题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和完整的文献学习和训练的系统。

从先秦以来，史著浩如烟海，史体代异，好尚人殊，如何包纳众流，尊其创格，存其面目，取海内之史文，出己义以定之，也是现代历史文选选篇的重要原则。周本《历史文选》能成为中国历史著作系统选篇的经典文本，在于其在选篇上既要考虑“按学生语文程度，经教师讲授能够了解者”，又要注意选文“确系中国历代历史名著中的代表作品或重要作品”。在体裁方面又要注意选择“能帮助学生略知中国史学的体裁和它的发展过程者”，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提出，即编者注意选取“能引起学生讨论兴趣，达到养成批判能力者”。(26)

周本《历史文选》的初版到再版的过程前后持续近20年，在选篇上有过大量的调整。将1961年中华书局初版和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上册的选文进行对照，后者较之前者，增加了甲骨文和金文的“武丁卜辞(二则)”和“大盂鼎铭”三篇；《诗经》则删去“东山(豳风)”和“公刘(大雅)”，增加了“閟宫(鲁颂)”；删除《左传》“晋人败琴师于殽”，改选“宋楚泓之战”，删去的还有《公羊传》“晋赵盾弑君”和《谷梁传》“虞师晋师灭夏阳”；删去《战国策》“苏秦从燕之赵(赵策二)”，而增选了《世本》的“作篇”、《楚辞》的“天问”。《史记》增“孙子列传”；《后汉书》删“班超传”而改选“刘盆子传”；增选的还有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魏收《魏书》“释老志”。周本《历史文选》下册以1962年中华书局初版和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选文进行对照，后者较之前者同样有多篇调整：如增玄奘《大唐西域记》“朅盘陀”；“三通”部分保留杜佑《通典》“食货门·田制”、郑樵《通志》“总序”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田赋考·屯田”，而删《通志》“图谱略·明用”；“通鉴”部分保留《资治通鉴》“秦晋淝水之战”，而删去“吴魏赤壁之战”。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保留“安史之乱”而删去“黄巾之乱”。《明实录》删“朱元璋北伐檄文”而改选“作铁榜申诫公侯”；《明儒学案》保留“凡例”删去“东林学案·总论”；删去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言”，收录顾炎武《日知录》“宋世风俗”。近代所选《海国图志》“筹海篇”、夏燮《中西纪事》“粤民义师”大致不变，只是删去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序”，改选其《孔子改制考》“叙”。

从上述列举的周本《历史文选》选篇目录的变化可见，首先突出的是不完全按文字体裁及难易程度来排列篇文的先后，而是“按时代先后排列，养成学生历史观念”。这一点最早在周先生的编辑计划(草稿)中已经提出。在1979年修订本中，这一编撰观念更加突出，如特别增加了甲骨文和金文的“武丁卜辞”(二则)和“大盂鼎铭”。选文上起先秦甲骨文和金文，下迄魏源《海国图志》和梁启超《新史学》。20世纪80年代，朱维铮在致编辑姜俊俊的信函中提出了修订版目录前后调整的学理依据：“篇目选到清末为止，一则避免辛亥革命后选谁不选谁的问题；二者略压缩字数，故原拟选的末篇，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写于五四前夕)，决定取消，可压掉二万余字。章炳麟与梁启超两书，也依写作时间，调整了次序，这样以《新史学》殿尾，似可为多数人接受。”(27)这样的篇文前后安排，一方面表达了博古通今的气象，另一方面也是主编及其修订者涵泳旧学、绍介新学旨意的表达。

其次，注意选材的典型性和多样性。如有最早档案文献汇编的《尚书》，也选择了作为史料的《诗经》；作为国别史的《国语》和《战国策》；有正史、实录(如《明实录》)，也有不同类型的札记和笔记，如《世说新语》《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有典志体史书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有编年体代表的《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长编》，以及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有第一部学案体学术史的《明儒学案》，也有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史地文献《海国图志》。在1979年修订本中更加强了这一特色，上册增加了谱牒文献的《世本》，2013年最后修订本中以《诗经》的“七月(国风)”“公刘(大雅)”和“閟宫(鲁颂)”，完整地呈现了《诗经》风雅颂的不同面貌；下册增选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海外游记《大唐西域记》和著名读书札记《日知录》。不仅在不同史书的选材时是如此，即使同一本史书中的选篇也贯彻典型性和多样性的这一原则。如正史《史记》，除了选用“本纪”(“秦始皇本纪”)、“世家”(“陈涉世家”)、“列传”(“孙子列传”)及其“类传”(“货殖列传”)，当然还有“表”(“六国年表”)，为学习者全面了解中国史书的体裁，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注意选篇之间的关联性，以使学生通过历史选篇来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如《尚书·牧誓》和被认为是孔子删书留存的《逸周书·克殷解》，两篇都是记述武王伐纣的故事，《牧誓》是一篇武王克商前的战争动员令，而《逸周书·克殷解》则记述了征服殷纣王的过程，内容较之《牧誓》为丰富，两者有某种互文关系。周本《历史文选》1979年修订本增补了《楚辞·天问》，将《诗经》和《楚辞》形成一个系列，贯彻了诗中有史的理念。从《史通》的“六家”“二体”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书教》，都可以见出编者突出史书编纂体例的深意，而选编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即《三国志》卷一·魏志卷·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的“俭啬”和“汰侈”，除传达三书各自的典型性外，还有互相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魏晋南北朝有三大史注，即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对应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下册还特地选了章太炎的《馗书·清儒》，以便学生同时了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派的观点。编选者在选编过程中的独具匠心，于此可见一斑。

第四，选编过程中，编者有一个选编不断完善的过程。如1961、1962年初版上下册，明显渗透着主编周先生选编的经学史的线索，如1961年上册初版选用“春秋三传”。《左传》选用“晋楚城濮之战”和“晋人败琴师于殽”两篇，《公羊传》选用“晋赵盾弑君”，《谷梁传》选用“虞师晋师灭夏阳”。不能说这一选篇有问题，但《公羊传》和《谷梁传》一般认为属于现代意义上政治学研究的范本，史学的特色并不明显。因此，在1979年新版修订时《公羊传》《谷梁传》两个选篇被删去，仅留存《左传》的“晋楚城濮之战”，并增选“宋楚泓之战”一篇，以突出《左传》作为历史名著的特点。

(二)注释特色：校订考证与阐释新义并重

周本《历史文选》中每篇选文都附有简明的解题和作者小传。原著选文各本文字如有异同，都加以校勘，采善而从。如有必要，略加说明，如《左传》的篇文，就说明据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的《春秋左传正义》；同时参考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28)篇末附注采用的版本，目的还在于为学生提供参考书目的作用，如《洛阳伽蓝记》“法云寺”有交代版本称：“据195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宗祥《洛阳伽蓝记合校本》，参考1958年科学出版社主办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29)很显然，这样细致的版本交代，是在提供参考文献的作用。

《历史文选》全部选文的原文都分别加以分段标点。原文需要注释处，加以略注，不求过详，俾教师有所发挥或补充。

周本《历史文选》的注释一般可以分为如下若干形式：

1.首注类

无前人旧注可以参考，属于开创性的注释工作，所注均出己意。成为后人注释时征引、引申或补充批评纠谬的对象。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一篇有“彗星先出东方”一句，1961年中华书局版未出注。1979年版称：“据研究，这是指哈雷彗星，每隔七十六年在地球上空出现一次。我国保存着它在两千二百多年内出现二十九次的完整观察记录。《史记》这段记载，便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第一次准确记录。古代迷信，以为彗星出现，国家将有灾变不祥之事，所以史书中常郑重地把这些天文记录转载下来。”(30)据朱先生说，这一条是他修订时增补的，属于所谓“首注类”。这一条注释为后人引用，也引起质疑，如有学者认为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第一次准确记录应该是在《春秋·文公十四年》，较之《史记》早了几百年。(31)

2.述注类

祖述前人之说，加以发挥，以补充旧注解释之不足。如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语亦本《周易·系辞》上。原文作‘神以知来，智以藏往。’《正义》：‘神以知来，是来无方也；知以藏往，是往有常也。’原意是说，未来的吉凶都包含在事先不可预测的占筮变化里，而过去的吉凶则从已筮的卦形里可以得到确定的判断。这里引喻历史著述与记注的不同要求犹如蓍卦的不同运用。”(32)

3.校订类

辨析考证前人旧注，校勘讹误，列举新证据加以订正。如《左传·晋楚城濮之战》一篇中有：“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初版注释称：“引文不见于今本《尚书》，已佚。”(33)修订版称：“引文见于今本《尚书·尧典》，但‘赋纳’作‘敷奏’。赋纳犹言听取。功作事解，指具体的任务。庸，功绩。谓：使用人材，应该听取他的意见言论，将具体任务交给他，使受明确的考查；如果有了成绩，便用车马服饰赏赐他，以表酬劳。按《尧典》晚出，这三句实误抄自《尚书·皋陶谟》：‘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敷读辅，明庶即萌庶(庶民)，车服即服车驭马的臣仆(和后世所谓‘车服’异义)。谓：承辅纳谏，庶民纳赋(贡)，臣仆纳庸(役)。《左传》因袭误文，曲解了原意。”(34)

4.纂集类

合旧注众注为一注，排比成新注，使读者对各家解说之异同一目了然，并提出编注者认为比较合适的一说。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将军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尸”，编注者称：“这节文义难解，疑有错、漏字。历来注家解释不同：(1)将军，指长安君成蟜，因反未成，死在壁垒内；屯留蒲鶮都是地名，说屯留、蒲鶮的军卒起来反抗，失败，都被戮尸。(2)壁、蒲鶮都是人名，壁是讨成蟜的将军，壁在讨平成蟜后亦死，他的部卒屯留人蒲鶮起事，未成功，死后被戮尸。(3)谓成蟜反未成，军吏都被杀，迁屯留民于临洮，一士卒名蒲鶮也是屯留人，害怕被迁，恰好领军讨成蟜的将军壁死，所以乘机起来反抗，未成，被戮尸。按第三说较为妥当”。(35)

5.存疑类

由于历史上的很多问题至今仍存疑问，无法得出确凿的结论，编注者采用实事求是的存疑方式。如《尚书·牧誓》开篇“甲子”，编者注释：“古人记日的干支之一。依周历推算，是周武王即位后十三年的二月五日。但据《史记·周本纪》，则为武王十一年。”(36)朱维铮对此条进行了增补：“近年有从《淮南子·兵略》记载武王伐纣那年有哈雷彗星出现，推算此年即公元前一○五七年，但尚待更早的资料证明。”(37)事实证明，这一存疑完全必要，因为关于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至今未成定论。

周本《历史文选》遵循了史学类选本所要求的经典性、权威性、指导性和启发性四个重要的原则，特别注意历史上不同历史作品的体裁选择。在进入教材时需要考虑如何选择具有经典性和权威性的篇文，也要考虑怎样易教、如何易学的问题，努力贯彻指导性的原则。选人教材中的篇文，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章，而是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据以养成其批判性的历史篇文。五种注释类别上几乎囊括了历代注释家所能采用的所有类型。选家、注家自身的史才、史学、史识，在完成《历史文选》选篇和注释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也是周本《历史文选》一书得以成为史学类选学经典的重要保证。

四、小结

选本是海内外文献学习所采用的最为普遍的一种教学方式。“选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最早的诗文选本可以追溯到南朝梁萧统的《昭明文选》，不过该书于经、史、子之作，一概未选。即使到了清代沈德潜以“别裁”命名的三部诗选，仍局限在文学领域。在史部文献中，单本历史著作的选本《史记菁华录》(选编者为清代姚祖恩)、《文献通考详节》(选编者为清代严虞惇)等，多本合集的史著选本有宋代吕祖谦为讲学课徒所编的《十七史详节》，清代朱堃所编《新编二十四史菁华录》十二卷，但均不属于综合性史学著述的选本。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宝库中系统地选篇，形成学科意义上的专门教材，应是周予同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开其端。

学科意义上的高等学校史学类文选教科书一般需要具备如下特点：一是依据一定的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而选取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文本和权威文本，旨在达成预定的史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二是体系结构清晰，课程内容主要由选文、解题、注释等要素构成，具有传递知识和培养能力的指导性功能；三是在高等院校的具体教学中力求启发性，以此读本供师生进行教学互动，养成学生的批判能力。周本《历史文选》以其独特的方式，确定选文的标准和选录的范围，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广收博采，探珠于史海，选材于书林，确定编排体例，撰写说明，以首注、述注、校订、纂集、存疑五种注释形式，为篇文一一作注，为学生和读者了解和认识中国史籍的璀璨星空，开创和确立了史学类选文校订考证与阐释新义并重的范例。

“中国历史文选”这一课程，是20世纪20至30年代起著名史学家陈垣开创的历史学的新课程，而50年代由周予同规划这一课程的教学大纲，并在60年代启动这一教材的编纂。周予同在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文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并在罕见的短时间里完成出版了这一编选注释团队的高效率产品。周本《历史文选》上下册的编选注释的过程，体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精诚团结、学术互助的学风，也正是在这一经典教材编刊的过程中，建构了严谨、求实、创新和批判的复旦史学传统。

*2021年是周予同先生逝世40周年，也是《中国历史文选》编辑计划制订60周年，这两个时间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权作纪念。在撰写过程中，承蒙上海古籍出版社王纯先生提供该社所藏周予同、朱维铮先生相关信函和档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李春博博士告知相关信息并帮助校核资料，特此鸣谢!

注释：

①《朱维铮教授学术生平》，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怀真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查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数档案，《中国历史文选》上下两册，累计40万册。1988年1月27日荣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②邹振环：《翻译文献在历史文选中的地位》，《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1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邹振环：《中国历史文选教学中补充有关域外文献内容的若干尝试》，《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2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③陈垣可能是国内最早在高校开设“历史名著评论”课程的学者。1929年至1931年、1941年，他就在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设过“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的课程；1929年和1935年，他同时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过“史籍名著评论”、“中国史学名著评论”；1938年、1941年他还在辅仁大学文学院史学系等院系开设过“中国史学名著选读”，目的是“择取历代史学名著，说明其史料之来源，编纂之体例、版本之异同，使学者明了著述之读史方法。”参见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9、93、97、207、214、226页；(下)，第524、533、543、572页。有学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陈垣先后提议设置“史学名著选读”和“历史名著评论”两门课程，并自编教材，亲自讲授。教育部非常重视高校教育工作，专门召开高等师范教育会议，讨论历史系课程设置，与会者肯定了陈垣所开设两门课程的作用和意义，将之易名为“历史文选”、“历史要籍介绍”，定为历史系学生的必修科目。参见朱清如：《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编纂与普通高校之课程教学》，《武陵学刊》2015年第6期。

④郝怀明：《周扬为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立军令状》，《炎黄春秋》2007年第12期。周扬在20世纪60年代初直接领导大学文科教材建设，1961年2月曾来到上海进行调研。在一周之内，他连续开了7次座谈会，分别听取了各大学党委书记，中文、外文、哲学、经济学、历史、教育、文艺理论、艺术教育等各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并坦陈己见，和大家共商高校文科教材编选和文科建设问题。周扬对全国统编教材《中国历史文选》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讲话，并对中国历史文选教材的编写提出了不少具体意见。据说周扬在会上对北大和复旦两校文史系科的评估，认为上海文科的优势非常明显，复旦大学历史系科，无论教学和研究，都较北京大学为强。朱维铮当年曾作为《中国历史文选》编撰组的秘书，参加了调研会议，他曾在多种场合陈述过这一说法。张广智在回忆文章中亦称：“1961年初，周扬率高教文史教育评估组对北大、复旦两校文史系科进行调研，认为在史学系科，复旦历史系可居鳌头。”张广智：《己亥，己亥，人生仿若初见》，《解放日报》2019年9月26日第20版。

⑤郝怀明：《周扬与大学文科教材选编》，《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

⑥⑧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三版前言》，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页。

⑦《历史系一九六一年编辑“中国历史文选”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计划及有关文书》，1961年5月10日至1961年7月，复旦大学档案馆藏案卷顺序号56。文中提及的秘书黄世晔(1919～2020)，江苏溧阳人，1943年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时任职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专长中国古代史及拉丁美洲史。联络人许孝僖，女，浙江杭州人，194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系，历任复旦大学设备科科长、生物系办公室主任等。

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7月由古典文学出版社改组而成，是中华书局的分支机构，1978年1月改建为上海古籍出版社。

⑩胡道静(1913～2003)，安徽泾县人，生于上海。青年时攻习国故，著有《校雠学》《公孙龙子考》。1949年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图书馆科科长、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著有《梦溪笔谈校证》《沈括研究论集》《中国古代的类书》《农书与农史论集》《种艺必用校录》等。

(11)曹中孚(1930～)，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著有《酉阳杂俎》(校点)《宋诗精华录》(校注)《杜牧诗赏析》等。

(12)朱维铮：《中国历史文选·再版重印附记》，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页。

(13)周予同：《周予同自传》，《晋阳学刊》1981年第1期。

(14)参见《复旦大学史地系分年课程表(1947年)附“史地学系教员录”》，参见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90页。

(15)朱维铮：《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45～990页。

(16)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编辑说明》，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册，上海：中华书局，1961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权页。

(17)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编辑说明》，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权页。

(18)朱永嘉：《周予同——记忆中的复旦旧人旧事之一》，《万象》第七卷2005年第五期。

(19)廖梅、姜鹏：《重返朱维铮先生的课堂〈中国史学史讲义稿〉整理说明》，周先生去世后，1983年由朱先生负责做订补工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姜俊俊担任责任编辑。姜俊俊在回忆中称，修订版朱维铮先生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该书稿酬全部给了周予同先生。感谢姜俊俊老师帮助回忆。

(20)《姜义华口述历史》一书称：“周予同的《中国历史文选》，各篇著作的那个题解提示的那些观点，可以说全部是守老(指陈守实教授)中国史学史课堂上的东西。朱维铮做周予同的助教，在协助编历史文选时，就把这一部分移去给周予老了，周予老原来是没有这些理论概括的。”(熊月之撰稿《姜义华口述历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49页)这一段话，受到了青年学者的质疑：“这一说法如果属实，不啻揭出一桩惊天大案。概括而言，口述者提出三项指责：1.周予同的《中国历史文选》抄袭陈守实的观点。2.周予同的《中国历史文选》实际编选者为朱维铮，周予同攘夺学生成果。3.周予同学术水平较低，既无理论高度，又不了解同事的研究，更辨不出学生的抄袭。”(廖梅：《〈姜义华口述历史〉纠谬六项》，2016-04-27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45001)口述者在叙述时没有阐述周本《历史文选》编选的背景，所用“各篇著作”的“题解”的“观点”“全部”是陈守实的说法，恐怕不确；而批评者的质疑也都带上了自己明显的感情色彩，作出的推断未必符合事实。

(21)朱永嘉：《澄清二件事实》，2016-05-01，http://zhuyongjialun.blog.sohu.com/321789714.html

(22)《朱维铮致曹中孚信稿》，约1963年，此两件均藏上海古籍出版社。

(23)《朱维铮致姜俊俊信稿》，约1979年，此件藏上海古籍出版社。

(24)朱永嘉：《澄清二件事实》，2016-05-01，http://zhuyongjialun.blog.sohu.com/321789714.html

(25)郑诗亮：《访谈|吴浩坤：“文革”期间复旦师友的遭际与命运》，《澎湃新闻》2016-04-17，https://www.thepaper.cn/newDetail_forward_1456959

(26)《历史系一九六一年编辑“中国历史文选”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计划及有关文书》，1961年5月10日至1961年7月，案卷顺序号56。

(27)《朱维铮致姜俊俊信稿》，20世纪80年代，此件藏上海古籍出版社。

(28)(29)(30)(34)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3、324、97、43页。

(31)朱永林：《〈中国历史文选〉注释质疑》，《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3期合刊。

(32)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26页。

(33)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册，上海：中华书局，1961年，第33页。

(35)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册，上海：中华书局，1961年，第9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97～98页。此条注释的第一说来自张守节《史记正义》；第二说来自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卷一引述许宗彦说；第三说来自钱大昕的《三史拾遗》卷一。

(36)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册，上海：中华书局，1961年，第3页。

(37)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1986年4月第7次印刷，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