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是元明以来的中国官方哲学。清初，在康熙皇帝的大力提倡下，程朱理学仍然居于学界的统治地位。然而，自乾嘉汉学兴起之后，清代学风发生转变。许多士人往往只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才诵读程朱著述，一旦考中，就将其束之高阁，转而研习汉学诗赋，以博取在学界的声名。程朱理学受到多数士人的厌弃，被长期冷落。直至嘉道以后，清王朝鉴于政治上和学术上出现双重危机的形势，把挽回危机的希望寄托于程朱理学的重振。各地的理学士人也逐渐活跃起来，纷纷举起振兴程朱理学的旗帜。而程朱理学的这一复兴局面就肇始于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垿等“日从善化唐确慎公讲道问业”。

一、以唐鉴为核心的京师理学群体

唐鉴(1778～1861)，字栗生，一字翕泽，号敬楷，又号镜海，湖南善化人。1809年(清嘉庆十四年)成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后久官京外，所至革除陋规，以清廉著称一时。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入京供职。时值鸦片战争爆发，唐鉴力主抗英，上疏弹劾琦善、耆英等弄权误国，名震天下。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遇车祸伤肘，次年即以老病奏请回籍。晚年，历主江苏尊经、钟山及江西白鹿洞诸书院讲席，后病殁于湖南。

唐鉴“生平志朱子之志，学朱子之学”。在汉学风行一时的氛围中，他独究心于程朱性理之学，并于义理之中发现经济之学，倡导“守道救时”，重开讲求理学之风气。道光末年，唐鉴再官京师，在其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垿等一批理学名士，一时在京师形成了一个讲求程朱理学的群体。

倭仁(1804～1871)，字艮峰，号艮斋，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河南开封驻防。1829年(清道光九年)成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此后长期供职京师，历任侍讲、侍读、侍读学士、大理寺卿等，直至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远赴叶尔羌充帮办大臣。晚年充任同治皇帝师傅，官至工部尚书，拜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身兼帝师与宰辅，深为清廷倚重。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居武，又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成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从此开始长达十四年的京宦生涯，历任侍讲、侍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遍兼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直至1852年(清咸丰二年)回籍奔丧。此后，创建湘军，倡办洋务，建“中兴” 之业，极人臣之荣。

吴廷栋(1793～1873)，字彦甫，号竹如。安徽霍山人。1825年(清道光五年)拔贡，任职刑部，累官至刑部侍郎。

何桂珍，字丹畦(又作丹谿)。云南师宗人。乡试出自倭仁门下，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成进士，与曾国藩为同年。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1854年(清咸丰四年)出京率乡团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次年即死于兵事。

吕贤基，字鹤田。安徽旌德人。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成进士，为倭仁门生。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御史、给事中、工部侍郎。1853年(清咸丰三年)出京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死于安徽舒城。

窦垿，字兰泉。云南罗平人。1829年(清道光九年)成进士，与倭仁为同年，任职吏部。

这些理学士人同从唐鉴问学，唐鉴成为他们在京学术交游活动的核心人物。唐鉴甫至京师，倭仁就向唐鉴问学，唐鉴当即明确地告诉他：“学以居敬穷理为宗，此外皆邪径也。”值得一提的是，倭仁早年治学是“从王学入手”的，平日来往密切的河南同乡李棠阶、王鉁等人都是王学学者。他们成立了正学会，定期“会课”，互相批阅“日录”，当面品评得失。不过，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王鉁去世，次年，李棠阶出京南下任广东学政，这样一来，京师治王学的士人群体因相继失去了两位主要人物而消散，倭仁也很自然地进入了以唐鉴为核心的京师理学群体，开始弃王学而改宗程朱。自问学唐鉴以后，倭仁“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因此得到唐鉴的夸奖，称赞他“用功最笃实”，并告诫他说“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闭邪存诚”。“ 可见交游对象的变换，与倭仁学术转向关系之密切。

曾国藩也于1841年8月(清道光二十一一年七月)以同乡后辈的身份登门拜访唐鉴，虔诚地向他求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并在当天的日记里详细地记下了唐鉴对自己的教诲：

先生言当以《朱子全集》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 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 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云云。

唐鉴的这一番议论，对曾国藩来说，真乃如雷贯耳，“听之，昭然若发蒙也”。在拜谒唐鉴之前，曾国藩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应付科举考试上面，终日研习八股试帖，以猎取功名。做官以后，才开始由时文而入于古文，但尚处于摸索阶段，对治学方法始终缺乏系统的了解。及至和唐鉴畅谈之后，曾国藩才大彻大悟，于是最终确立了以程朱理学为其治学的基本目标。从此，曾国藩开始按照程朱理学的要求进行修身养性，并以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等12条为每日的功课。后来，尽管曾国藩在治学方面有了一些新的特点，但应该说始终是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可以说，师从唐鉴对曾国藩来说影响至为深远。正是这一时期在唐鉴指导下的苦读潜修，才奠定了曾国藩深厚的理学学养。

除了讲学以外，唐鉴还注重学术史的编纂，并以此将这些理学士人联系得更加紧密。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唐鉴编成《国朝学案小识》一书，该书名为清代学术史，实仅为程朱理学一家学术张目。全书著录256位学者，由五大学案组成，即《传道学案》、《翼道学案》、《守道学案》、《经学学案》和《心宗学案》，共15卷。其中，《传道学案》、《翼道学案》、《守道学案》共11卷，《经学学案》为3卷，《心宗学案》仅1卷。显然，唐鉴是以程朱理学为清代学术的主体，从而严格编制出一个以程朱理学为主干的儒学道统传承体系。倭仁深契唐鉴的卫道精神，说：“唐镜楷先生《学案小识》一书，以程朱为准的，陆王之学概置弗录，可谓卫道严而用心苦矣！”曾国藩更是积极为《国朝学案小识》张罗刊刻事宜，并亲自担任校字工作，付梓之际，还手撰跋文，以为宣传。

在编纂《国朝学案小识》的同时，唐鉴还叮嘱何桂珍编写《续理学正宗》。《理学正宗》是清初理学家窦克勤所辑，为宋代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和元代的许衡、明代的薛瑄作传，以他们为正宗的理学家，是“孔孟嫡派”。唐鉴认为该书“择之甚精，惟继河东(薛瑄)之后者，尚有敬斋胡子(胡居仁)，障姚江之澜者有整庵罗子(罗钦顺)，不可谓非正宗也”。因而嘱咐何桂珍为之作续录。何桂珍依其意作《续理学正宗》，共四卷，传主分别为明代的胡居仁、罗钦顺和清初的陆陇其、张履祥。《理学正宗》及《续理学正宗》是宋明理学中程朱学派的道统史，正好与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相翼而行”。这样，自宋至清就有了个完整的“正学” 体系。后来，吕贤基又将《续理学正宗》和《国朝学案小识》进呈朝廷，“藉为正学之助”。’’无疑，唐鉴等人有关道统的学术史编纂活动，对当时程朱理学的复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以倭仁、曾国藩为代表的两种理学治学路向

除了以唐鉴为中心开展学术活动以外，这些理学士人之间也常常互相切磋。倭仁之能由王学转向程朱，除了唐鉴的引导作用以外，也受到其他理学士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前所述，吴廷栋也是以唐鉴为中心的京师理学群体的重要成员，他年长倭仁11岁，为学笃守程朱，自称“生平笃信朱子，不敢师心自用，妄发一语”。他的这种纯正的程朱理学思想对倭仁理学宗向转变的影响不下于唐鉴。他们同官京师期间经常互相讨论程朱陆王之辨。从现存的《倭文端公遗书》几卷日记来看，吴廷栋的批语最多，其中不少是以程朱理学的观点对倭仁进行引导。据倭仁日记载：“竹如来，极论致知为急，存心不致知，恐所存之心只是个侗底影子，遇事依旧差错。又言陆王之弊，谨守者含胡模棱，高明者猖狂纵恣，所造愈深，受害愈甚。可谓深切之言。”由于吴廷栋的影响，最终使倭仁确立了尊朱黜王的立场。对于倭仁的转变，吴廷栋大加赞赏，他说：“其能洗净王学一归程朱，可谓大勇矣。” ’此外，倭仁与何桂珍、吕贤基、窦垿等人也时常论学，据倭仁日记载：“晚与丹畦(何桂珍)畅论其旨，不觉水乳交融也”，“过鹤田(吕贤基)家，自述所学不济，大家砥砺，痛下功夫，以求上不负君，下不负己”，“兰泉(窦垿)来谈学，有心心相印之趣”。有那么多良朋益友长期互相切磋砥砺，使倭仁受益匪浅，修养工夫日益精进，终成继唐鉴之后的一代儒宗。

而曾国藩之所以后来能成长为一代理学名臣，也得益于吴廷栋、倭仁辈的扶掖。唐鉴再官京师后，吴廷栋即力劝曾国藩移居北京城内，以便探讨学问。据曾氏致诸弟函云：“竹如必要予搬进城住，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漫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镜海、艮峰两先生亦劝我急搬。”于是在进城后，曾国藩特意拜访了倭仁，向他请教修身之道。倭仁告诉曾国藩说：“‘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也。周子曰：‘几善恶。’《中庸》曰：‘潜虽伏也，亦孔之照。’刘念台先生曰：‘卜动念以知几’。皆谓此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最后，倭仁还郑重地告诫曾国藩，必须把读书与修己相结合，要天天“写日课”，且应“当即写，不宜再因循”。对于倭仁的“修养” 功夫，曾国藩十分佩服，在倭仁的带动下，曾国藩“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为了得到倭仁的更多指点，曾国藩还将自己的日记拿给倭仁批阅，倭仁细阅后在曾国藩的日记上写道：“我辈既如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 曾国藩接到批复后，为之悚然泪下，感叹“安得此药石之言”。同时，倭仁也将自己的日课册子交付曾国藩批阅，曾国藩阅后则称：“细阅先生日课，无时不有戒惧意思，迥不似我疏散，漫不警畏。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因此，对于曾国藩，如果说唐鉴是良师，倭仁、吴廷栋则为志同道合的益友。

但总的说来，这一京师理学群体的领袖人物无疑是唐鉴。唐鉴在京五年，俨然人伦师范，以其人格力量感染周围，向学之士，日趋众多。所以在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唐鉴致仕还乡之际，曾国藩受众人推举，“作《师说》一首，以识年来向道之由”。所谓《师说》即《送唐先生南归序》，之所以称作《师说》，实为阐扬师道。正如曾国藩在《送唐先生南归序》中所说，当唐鉴内招之后，“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而考虑问业，虽以国藩之不才，亦且为义理所熏蒸，而确然知大闲之不可逾。”而唐鉴南归之后，这一京师理学群体的成员也仍以他为精神领袖。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唐鉴七十寿辰之际，当年在京向其求学问道者，如吴廷栋、曾国藩、窦垿等还纷纷以诗遥祝。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理学群体虽同从唐鉴问学，但由于对唐鉴“守道救时” 观点的吸收各不相同，故治学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倭仁、吴廷栋等坚持正统的程朱派观点，强调道统、学统的纯洁性，更注重“守道”，成为清末理学主敬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曾国藩、何桂珍等则更注重“救时”，他们在尊程朱的同时，并不排斥其他学问，潜心考究经世之学，试图以经世之学的“实” 来济程朱理学的“虚”，成为融义理与经济为一一炉的理学经世派。但是，毫无疑问，这两派人物都把维护清王朝的政治统治和封建传统的纲常名教当作根本宗旨，其直接后果就是强化了地主阶级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力量。可以说，倭仁等人在朝“维持风气”与曾国藩等人武力镇压太平天国，共同促成了清王朝的“同治中兴”，使朝廷与社会对程朱理学的观念都为之一变，也就共同促成了程朱理学在咸同年间的进一步兴盛。正如清末文人曾廉所说：“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与讲学，历有数年。⋯⋯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不谓非正学之效也。”

* 本文选自《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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